國家的事情，和人的身體情況相類似。人的身體過於安逸就會變得虛弱，經常勞動便會強壯，這是一般的道理。可是，要是讓一個病夫天天來回奔跑跳越，以便使其身體強壯，其結果則隻能是使之死得更快。現在的中國，不也像一個病夫嗎？況且，中國知道要學習西方的事情，也不是從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才開始的。自從海疆門戶被西方人打開以後，中國在學習西方方麵所興辦的事情已經不少：一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設立同文館：三創設福建船政局；四設立派遣出國留學的機構；五創辦輪船招商局；六創辦江南製造局等；七編練海軍；八設立總理海軍衙門；九陸軍改練洋操；十設立各種新式學堂；十一派遣駐外使節；十二開辦礦務；十三創設電報：十四興築鐵路。拉雜數來，已不少於一二十件事情。其中的一大半又都是西方得以富強的基礎，然而當中國人推行這些新事物時，則柑橘變成了臭橘，似存似亡，不能獲得實際的效果，其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蘇東坡說：“天下的禍患，莫大於上麵的人提倡，下麵的人卻不響應。這樣的話，上麵的人也會因為沒有辦法而被迫自動停止。”斯賓塞說：“富強不可為，則再好的政治也難見成效。應該選擇合適的事情，啟動其中的關鍵，培育其基礎，護衛其成長。這樣其效果便可以不期自立。”所以，如果民力已疲，民智已弱，民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政，也難以推行。
如果是這樣話，那麼，現在中國所應該辦的事情，也就非常明確了。人們所說的富強，質而言之，不過在於利民。然而，要想國家的政治能夠有利於人民，就必須從人民能夠做有利於其自身的事情開始；要想人民能夠做有利於其自身的事情，則又必須從他們獲得自由開始；要想讓人民都獲得自由，則更需要從他們各自皆能自治開始。否則，就必然發生混亂。而那些具有自治能力從而能夠獲得自由的人，正是其力、智、德三方麵皆優秀的。所以。今日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可以歸結於三條：一是增強民力，二是開啟民智，三是革新民德。……
那麼，民力應當怎樣才能增強呢？現在我將人民的手足體力視為國家富強的基礎，這讓那些有功名的人看，一定是迂腐之談。可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私見，西方那些論述治國之術的人，無不以此為最急迫的事情。……中國的禮節習俗，有害於人民身體而使種族日漸惰落的，從法律、學術之大，到飲食起居之微，幾乎數不勝數。其中習染最深、害處最大的，就是吸食鴉片和女子纏足二事。……改變這兩種惡習，並非難事，可不難卻未見改者，則在於人們認為它們與國家的根本大政和人民的生計沒有利益的關係。人們哪裏知道我們種族的怯弱、國家的貧窮、官兵的腐敗，都是以此為惡根的呢？所以，吸鴉片、纏足兩種惡習要是不能盡快地革除，則變法也終將還是空話。
民智當怎樣開啟呢？現在重視學問的人則輕視功名。而急於功名的人又輕視學問。兩種人都有偏失，其實學問與功名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廢的。但因急於功名的人多而重視學問的人少，所以現在應該提倡學問。東方人看見西方現在的社會財富如此發達，往往懷疑不信；當他們親眼看見而相信之後。又不知西方人致富的原因：隻有等到他們看見西方人生財理財確有一套辦法之時，才明白西方人的成功完全歸功於亞當斯密的一本書。這也是西方有見識的人所公認的。機器製造技術的發展，可以從牛頓那裏找到理論基礎；輪船火車的神速，可以追溯其原理於英國人瓦特；使用電的便利，則是英國的化學家兼物理學家法拉第的功勞；人們壽命的延長，則應歸功於英國的解剖學家哈爾斐；二百年來學術的進步，又當以英國哲學家培根在破除舊觀念方麵所出的成績居其首功。從事理論研究的人，發現新的科學原理，從事器物研製的人，將之變成實用的技術，原理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說，民智就是國家富強的根基。……現在憂慮時事的人常常感歎中國讀書的人太少。在我看來，用舊的教育方法教人，寧可受教育的人少些。現在事情陷入困境不得不變，議論時務的人，大都提出要變通教育方法，多設新式學堂，教授新式學問。然而，如果以為這樣再過十年，中國就必然會獲得益處。則又未必是如此。為什麼呢？因為舊的科舉製度並未廢除，新學問的升遷道路並未打通。如果新學問的升遷道路能夠打通，人們認真地不厭其倦地鑽研新學問的興趣就會大增，因為他們樂在其中，能從中得到回報。否則，鑽研學問盡管很清苦，而社會卻並不能給他們以應有回報，同輩知道他有所發明則相與忌妒，其他行業的人則並不記得他們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有幾個人能在研究學問方麵不半途而廢！所以，要想開啟民智，就必須要傳授西方近代科學知識；要想研究有用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