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聞報》創刊後，也遭到了封建守舊勢力的誹議，夏曾佑1897年12月《致汪康年書》雲：“弟等報館日來尚有長進，而阻力離心力隨之。設法消之，甚非易易。”次年三月又《致汪康年書》：“敝館國家壓力，前者已去，後者方來，然尚能因應。”為了保全這塊輿論陣地，嚴複等人把報紙假盤給了日本人。《國聞報》從1898年3月27日起對外宣稱因“銷行不廣，資本折閱”，已出盤給日本人西村博接辦，並將公元紀年取消，改用日本明治年號。1898年5月，有人向清政府奏劾：“天津設有國聞報館，或謂係北洋水師學堂總辦道員嚴複合股所開。本年三月間，歸日本人經理，而水師學堂學生譯報如故，請飭查禁。”上諭命直隸總督王文韶“查明該報館現辦情形及道員嚴複有無與外人勾串之事”。王文韶派人調查，因查無實據，此事遂不了了之。由於借外人為護符，《國聞報》在百日維新期間仍不斷刊載有關維新運動的文字。直到戊戌政變發生之後，《國聞報》才真正賣給了日本人。
嚴複為《國聞報》所寫的創刊詞，其宗旨是為了開啟民智，喚醒民眾。以求自強。
嚴複的政治嗅覺異常敏感，思路極為開闊，並且大量糅進了“君主立憲”的變法思想，力求學習列強強盛先進的國家機製。還舉出一些例子，闡明國家不能強盛的原因以及所應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嚴複在創刊詞中首先強調了通下情的重要性。這說明當時的他已經很清醒地意識到了“國立民眾”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真正動力。縱觀我國的曆史。可以說曆朝曆代大都采取了愚民政策的統治手段。他們以為民眾越愚昧越容易統治。事實並非如此。從秦朝末年開始，一次次的農民大起義，大大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根基。當封建統治風雨飄搖、窮途末路的時候，嚴複和他的同仁們，通過辦報這一輿論陣地，奮起疾呼，決心以身報國，力求變法，強烈渴望從根本上改變國家落後貧弱的麵貌。但在具體操作上仍未超出改良主義的思想範疇，仍寄希望於開明的君主，借助真力量來改變當時的社會現狀。然而事與願違，本不願流血，不願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但卻無謂地犧牲了無數有識之士，最終導致變法的失敗。
通過辦報來開啟民智。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然而他們的思想基礎已經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成其偉大的宿願！
［附］嚴複《原強》（譯文）
……人生有三大要事，人的強弱存亡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一是血氣體力的強壯，二是聰明才智的發達，三是道德仁義觀念的具備。……
由此來觀察現在的中國人民，他們的身體、智慧和道德三個方麵的情況怎麼樣呢？前不久，日本用寥寥的幾艘軍艦，區區的數萬部隊，一戰便奪走了中國最為親密的藩屬國朝鮮；再戰而使我大清的陪都沈陽震動；三戰而占據中國設防最為堅固的旅順海口；四戰而消滅中國的北洋水師。假使是議和不成的話，則北京周圍戒嚴也是可以想見的事情。現在，皇帝已赫然震怒，想改弦更張。可是，對京內的大學士、軍機大臣以至部院各堂官，京外的二十四行省的總督巡撫，普遍地加以探訪，竟沒有一個人足以擔負得起禦侮折衝的重任！
假使現在有一個人，感憤於中國積貧積弱，攘臂而高聲說道：“為什麼不讓我來治理國家？要是讓我來治理，則國家的事情隻需要幾下子就可以處理好，不出十年，問題就可以解決。”要是問他用什麼辦法來治理國家，他便會說：“中國之所以不能振興的原因，不在於法律有什麼過錯，問題在於執行不力。祖宗所立下的規矩都還存在，我將切實地加以遵行。”於是，督促檢查的命令下來了，檢舉揭發的政策開始推行起來。可是，要是這樣做十年，我卻敢於斷言，中國的貧弱還會依然如故。為什麼呢？天下事情的發展趨勢，就好比流水向東，當它已經形成浩浩蕩蕩的江河之時，要想將它堵回去，使它保留在山上，這是人力所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