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27日－2月4日，嚴複在《國聞報》上發表《擬上皇帝書》，謂“古今中外之人君，其發揚蹈厲，撥亂奠基，功著於當時，慶流於後嗣者，大抵處積弱難治之勢，奮於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誌，不必承庥繼明，席富強之餘烈，而後可以有為也。”“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內治雲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而“謀國救時之道”，“不外標本兩言而已。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變法開始之前所亟行者有三：一日“聯各國之歡”，二日“結百姓之心”，三日“破把持之局”。嚴複指出：變法必然會涉及到“把持”者或特權階層的私利，這些人一定會頑強抵抗變法，這是變法最大的困難。他分析道：“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為中為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者愈益眾。一朝而雲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乃構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為難矣。是故其法彌敝，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蓋法之敝否，與私利之多寡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矣。”因此，他向光緒皇帝建議說：“陛下治今日之中國，不變法則亦已矣，必變法則慎勿為私利者之所把持。”嚴複的這種認識，無疑比當時一般維新人士的看法大大高出一籌，顯示出他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洞察力。
嚴複還把他譯述的《天演論》在《國聞彙編》上連載，借用達爾文的進化論，向讀者敲起救亡圖存的警鍾。《天演論》原名《進化與倫理》，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一本論文集，其基本論點是：生物是進化的，不是不變的，其所以進化，是由於“物競”和“天擇”。所謂“物競”，就是“生存競爭”，“物爭自存也”；所謂“天擇”，就是自然淘汰，“以一物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嚴複認為種族與種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一個大競爭的局麵，在競爭中誰最強橫有力，誰就是優勝者，誰就能生存，否則就是滅亡。歐洲列強之所以能夠侵略中國，就是因為他們能不斷自強，不斷提高它們的競爭力量。美洲、澳洲土著之所以日衰，就是因為他們渾渾噩噩。
中國人不能再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了，要老老實實地承認：侵略中國的，正是“優”者；被侵略的中國，正是“劣”者。在國際生存競爭中，中國如果順應“天演”的規律，實行變法維新，就會“自強保種”，由弱變強，反之將要亡國滅種。為“天演”所淘汰。這樣的理論，不僅給讀者以發聵震聾的啟蒙，同時也為變法維新運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