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評析］
《國聞報》是維新派在北方的輿論重鎮，它是嚴複等人創辦的。
在倡導維新的人物之中，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國病源所在的是嚴複。他15歲便到福州船政學堂學科學技術，25歲後又到英國留學，醉心於西方的文物製度，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仍孜孜不倦地研究西方學說，探研西方國家所以富強並橫行世界的原因。甲午戰後，嚴複痛感“國禍益深”，決以言論警世。1895年，他在德國人開辦的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及《救亡決論》等文章，提出了他的變法理論和主張。他認為西方之勝於中國者，不僅在器械而在政教風俗，“西治”的命脈之所在為“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處，“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人主恒，西人主變，所以西人日進無疆。講富強、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術。富強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其自由、自治。今日之要政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其具體的方案，就是禁止鴉片與禁止纏足，廢除八股而提倡西學，廢除專製政治而實行君主立憲。
嚴複很看重報紙對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1896年，他曾讚助汪康年等創辦《時務報》。次年，他感到要“開民智”，就有自辦報紙的必要，因此與王修植、夏曾佑、杭辛齋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
嚴複強調辦報的目的一是要“通上下之情”，二是要“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了，大家就能發揮個人的才智，合而成為一國的才智；中外之情通了，國人認識到非學西洋不足以救亡，就會讚助維新，力求自強。
《國聞報》每日出版一大張，毛邊紙單麵印刷，對折成四頁。內容包括電傳上諭、路透電報、本館主筆人論說、天津本地新聞、京城新聞、外省新聞和外洋新聞等。日報刊行後，又另出一種旬刊，名為《國聞彙編》，凡是重要的消息、論說、譯文等足備留存考訂者，皆登之彙編，以適應不同讀者對象的需要。
《國聞報》新聞多、消息快，對維新派人士的政治活動尤為重視，能夠及時充分地加以報道。如康有為等人在1898年4月發起組織“保國會”，《國聞報》先後刊出保國會的章程、參加者的名單、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演說辭等，並發表評論，稱讚保國會是“本朝二百五十餘年士大夫不奉朝旨毅然引國事為己任”的空前盛會，譴責那些攻訐保國會的頑固派“不仇強敵而仇義憤，不思禦外侮而思抑士氣”。這些報道與評論，給保國會的活動以很大的支持，擴大了它的輿論影響。
嚴複為《國聞報》撰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報紙創辦不久，德國強占膠州灣，守備官兵不戰而退。嚴複連續發表《駁英太晤士報論德據膠州事》、《論膠州章鎮高元讓地事》、《論膠州知州某君》三篇文章，譴責德國的行為是“海盜行劫，清晝攫金”，指斥清朝官吏畏敵如虎、拱手讓地。他憤慨地說：“中國兵官，大都紛華靡麗。日事酣嬉，以幸國家之無事。一旦有事，其不敗者誰哉？”像這樣貪生怕死、腐朽墮落的官吏，並不是個別現象，正是當時官吏的典型代表。他們之所以戀戀於做官，隻是為了“有所求於一己之私”。有時候，他們也“慈祥愷悌，恩如父母，非愛民也，為其所求耳”：有時候，他們“嚴刑峻法，惡過焰摩，亦非有仇於民也，亦為其所求耳”。他們“苞苴所及，上窮碧落，下入黃泉，非好施也，為其所求耳”。他們“脅肩聳體，媚於優娼，排擠夤緣，幽於鬼域，非不憚勞也，俱為其所求耳”。“若此之人，其形體雖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久矣。”他們隻知“請安、磕頭、辦差、乞憐”，“夫以數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風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材”。嚴複就這樣深刻地描畫了無恥官吏的醜惡形象，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敗，說明非變法改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