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餘杭縣一豆腐店夥計葛品連，1872年春娶畢秀姑為妻。秀姑貌頗清秀，喜穿綠色衣服，係白色圍裙，綽號“小白菜”。婚後租舉人楊乃武屋一間，比鄰而居。日久，葛懷疑其妻葛畢氏與楊乃武有染，但無實據。後葛品連忽於1873年初冬暴病身亡，其母葛喻氏向餘杭縣控告葛畢氏謀殺親夫，縣令得狀，複輕信浮言。在仵作草率驗屍之後，臆斷葛品連是中毒喪命，將葛畢氏押衙刑訊，葛畢氏不堪捶楚之苦，偽供與楊早有奸情，合謀殺夫。楊乃武遂亦被拘到堂，楊矢口否認，縣令剛愎自用，隨將不實之驗屍情況上報杭州府。杭州府據此對楊施加酷刑，楊屈認從藥店買得砒霜作案。府又報省，並擬定葛畢氏淩遲處死，楊乃武斬首示眾。
此案發生不久，《申報》便追蹤報道。通過對案情的深入了解，發現其中疑點甚多。當此案由府報省，業成鐵案時，《申報》將案情可疑之處公開披露，對官員濫施酷刑、草率定案提出指責。它還全文刊出楊乃武在獄中寫的申訴狀，要求將此案“徹底研鞫，使水落石出”，並說：“餘杭之案使果為冤案而不為上司所伸，則枉政可謂至極矣。”《申報》對此案的報道和評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輿情洶洶，難以平抑，朝廷遂指派浙江學政胡瑞瀾複審此案。然而胡瑞瀾不顧案情破綻，仍據不實情事，日夜熬審人犯，結果是維持浙省原判，確認原擬罪名“查核並無出入”，以保全浙江大員相安無事。《申報》對此十分憤慨，公開披露胡瑞瀾複訊情形。報道說：胡提審葛畢氏，刑訊至六晝夜，鐵練之陷入膝骨而抽之複出者，至再至三，然仍未得絲毫口供。胡以該婦熬刑不住，遂提楊乃武上堂，研問許久，終莫得其實情；乃喝掌嘴四十，責畢旋斥之日：“餘犯早已畫供，葛畢氏亦已於今日供出因奸謀夫實情。爾現在既不肯招認……”遂喝取重刑上堂。楊乃武兩淚交流，伏地而哭訴道：“乃武讀書之人，非比江洋大盜慣能熬受嚴刑。大人命取刑具至前，乃武已肝膽俱裂。既已如此，請大人著刑房開出供詞，某當照供承認畫供；即蒙皇上聖鑒，再派大員來杭，某亦當照今日開下供詞承認，斷不敢圖申冤枉，添受活時痛苦也。”在揭露了這樣的酷刑逼供後，《申報》主筆蔣芷湘附言寫道：“中國刑訊之枉民，於此而盡包括於其中。在上者若能靜思此言，其深有仁心並懷公道者，豈肯仍令刑訊之弊猶行於中國乎？……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豈有聽人日殘其邦本，猶能望其邦之興旺乎？”
《申報》的揭露和抨擊，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浙省輿情尤為沸騰，無不為楊乃武呼冤。浙籍京官聯名上書，要求將楊案交刑部審訊。1877年4月，清廷下令刑部複查，移棺京師，當眾開棺驗屍，結果檢明葛品連並非中毒，實係病亡。這一轟動朝野、曆時三年餘的案件始得大白，浙省自巡撫以下審辦官均受處分。
另方麵，《申報》從創刊之日起，幾乎每天都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一篇論說文。作為一家英商報紙，它經常為英國的殖民主義政策進行辯護，極力維護英人的在華利益。但該報為了獲取華人讀者的信任，也發表了不少為華人說話的言論。
《申報》發表了許多鼓吹現代化的言論，主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學習西方的“富強之術”。
中法戰爭後，洋務運動開始破產。《申報》批評清政府興辦洋務的種種舉措是合本逐末，徒襲皮毛，進而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張。它認為：“誠欲挽回大局以與強大爭衡，豈在兵精糧足、船堅炮利之間？縱使興學術、培人才、移風俗、新製度、核名實、任賢能、改科舉、擴商務，一一舉行，非不屬治標之善策，但恐小小補苴，無補於國家盛衰之大計。”因此，“為今日計，不必求富強之效，當先求富強之源”，即進行政治製度的改革，變君主專製政體為君民共主政體：“必也設立上下議院，一如英德等國之君民共主，法製相維，庶上下之情相通，合中國五百兆人之心為一心，合中國五百兆人之力為一力，利害與共而憂樂與同。”它明確提出：“欲中國之富強，當自參民政始！”
以上見於報端的文字，充分表明了作者辦報的宗旨：“自新聞紙出，凡可傳之事，無不遍播於天下矣！自新聞紙出，而世之覽者亦皆不出戶庭而知天下矣！豈不善哉！”
的確，自蔣芷湘出，《申報》“豈不善哉！”
需要注意的還有，蔣芷湘所助辦主筆的《申報》不僅為社會新聞開道，而且還為文藝傳播開辟了一條新的渠道，即文藝與報紙這一新式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