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到底，基礎教育的問題根本上是公平與效益的問題，政府追求效益，貧困地區的老百姓卻失去了公平。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導致了基礎教育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的資源匱乏，使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陷於貧困而負債的境地。
尚立富：基層教育部門還有專家們有什麼意見或想法嗎？做了深入實際的調查之後，你們又有什麼新的看法呢？
楊蘭：針對上述情況，基層教育部門提出的建議是：加大財政投入，包括財政支付寄宿費用。爭取對口幫扶和社會各界的捐助，因地製宜推行集中資源辦學。
但如果不落實清楚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的話，前者是無法實現的，後者也是無法有保障的。
專家們則提出落實政府和農民雙方的責任和義務的建議，其包括：增加農民的收入，使農民可以支付教育費用，這顯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對貧困地區，中央財政直接統籌經費，實行教育扶貧。
比如學者楊春時提出，首先在農村實行小學免費義務教育，以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再推廣到城市和初中，在全國真正實現九年製免費義務教育全國農村小學生約有1億人，以每人每年學雜費300元計算，隻要政府增加投入300億就夠了這300億元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擔，如貧困地區或較貧困地區由中央政府負擔全部或大部分，較富裕地區由地方政府負擔全部或大部分。
我認為，既然基礎教育的問題根本上是公平與效益的問題，所以首先要解決公平問題，否則農民的孩子上不起學，實現“兩基”就成了空話，其次要解決效益問題，這效益首先是指農民的效益，隻有農民的孩子學習到了有用的知識，享受到了優質的服務，學校才能留得住人。
看似渾濁的水卻來之不易，它是孩子們從幾裏遠的地方抬回來的探索途上困惑多認識馬培芳老師的人大都稱他為“老馬”。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西部農村教育的研究改革，曾主持實施多項國際教育合作項目及國家科研課題，並有多部與此相關的專著。我就西部教育的部分話題與他進行了交流。
扶貧：受益多，推廣難
尚立富：您認為以項目形式進行西部農村教育扶貧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馬培芳：受益群體多。首先是項目點在不同項目’不同方麵’不同層次的受益其次是實施者，能通過項目組織實施不斷更新觀念、總結經驗、創新模式，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教育製度的決策者而言，項目是為他們發現問題、尋求解決問題方法的途徑。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的農村小學都沒有學前班，教育部門認為學前教育是婦聯和社會福利的事情，並沒有納入小學教育的視野。但在我們實施“全麵提高小學教學質量”的項目中發現：有效的學前教育是高質量的小學教育的關鍵。不斷強調推廣，最終影響了教育製度的改革，使學前教育終於納入了小學教育的行列之中。就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的情況來看，1982年學前受教育的學生不到10%，但1989年後，已經上升到90%以上；教育項目的合作實施是向世界展示我們的教育成果的一個平台。在許多項目中我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世界開始注視教育領域內的“中國模式”、“甘肅模式”，我們通過印刷資料，編寫論文，發放手冊大多都被譯成外文，舉行國際交流會議、流動培訓隊介紹自己的經驗等形式，為中國教育國際化和國際教育中國化作出了貢獻。
尚立富：以項目形式進行西部農村教育扶貧最大的困難是什麼？馬培芳：推廣難。也就是我經常說的一句話“點上開花容易，麵上結果難”。一般來說，不管是何種形式的教育扶貧項目往往在短時間內很容易取得成效，但不能大麵積地推廣，很少能有完善成功的後續活動能支持項目長期並卓有成效地持續下去。我認為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體製和製度的問題。實施者缺少科學的項目理念，對項目的理解不夠全麵深刻。第二是接受者觀念的問題。因為是教育扶貧項目，它不同於其他形式的扶貧，在投資方麵更多的是“智力投資”，更多強調的是觀念、技術及改革的意識和創造性的啟發，這僅靠“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而觀念上的扶貧本身就比物質的扶貧困難得多。
尚立富：據我所知您剛才提到“西部教育要超前發展”，也是您在“西部教育特區”構想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超前包含了怎樣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