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現代化思考
在參加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組織的“癸卯學製百年紀念一反思中國的教育現代化”論壇時，我有幸采訪了幾位專家學者。
尚立富：您認為中國教育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孫立平：在這樣一個開始逐步定型化的社會當中，教育與社會結構會形成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在理論界一直有兩種非常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強調教育對應一種社會結構的延續（複製作用。還有一種與之相對立的觀點，即社會流動的觀點。這個觀點認為，在一個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的社會中，這種社會流動將主要通過教育來發生。
從現在中國的理論界來看，教育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主要存在以上兩種對立的觀點，而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都有自己充分的論證。怎麼來判斷這兩種觀點呢？我認為要取決於其他的一些因素，這些因素，也可能是我們要判斷我們這個社會通過20年劇烈的變動之後，社會結構會朝著什麼方向演變，教育對這個結構的演變會起一種什麼樣的作用。
我想，在中國目前情況下，涉及該問題的因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因素是社會貧富分化的程度；第二個因素是公共教育資源的分配；第三個因素是接受教育的習性。
尚立富：現在中國教育麵臨的問題是什麼？
孫立平：首要問題是，我們社會的兩極化已經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應當看到，特別是在教育的產業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情況下，接受教育問題已經逐漸出現分化了！
第二個問題是，這種狀況突出地表現在城鄉之間，據1999年底對北京幾所高校2000名學生的抽樣調查，來自農村的占18%，而城市則占82%，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調查顯示，當時農村的生源占30%。說明這幾年由於擴招，農村的生源所占比重逐漸下降。
訪許紀霖
第三是關於農村的教育問題，我認為需要做的是進城教育。教育在農村一直是處於兩難狀態。我趨向於把應試教育看成農村人進入城市的途徑，應當放低門濫，教育應走向城市化。
尚立富：您對學統的衰微與“計劃學術”有什麼看法？
許紀霖：在中國的曆史上有三個體係：一個是“道統”，即以儒家為代表，代表社會的價值（正義；另一個是“正統”，以帝王為代表；第三個是“學統”，從孔子開始的一個知識傳授係統。
在中國古代，是有“學統”的，不過這個“學統”並不獨立，“學統”和“道統”是結合起來的，因為“道統”有其自身的價值和地位，因老婆婆用積攢了一年的積蓄在集市上買了一個二手的櫃子，現在他正艱難將它背回自己的家中，她已經在泥濘的小路上蹣跚了一個上午，她還需要再走近三小時的山路才能回到家中。
輟學在家的他每天精心地喂養著這三隻羊這是他們家唯一的財產，並且要靠每年產下的小羊羔來換取他哥哥讀初中的必要花費！
此在某種意義上它還是和政府有疏離感。事實上，到了晚清民國後的學製的改革，學習西文，對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分化的過程。教育作為社會的一種係統，也從原來的係統中分離出來，這是一個過程。但另一方麵，由於它仍然是精英選拔的一部分，所以它在晚清和民國期間更加被國家化了，它成為國家體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實上，晚清及民國時期所形成的一套教育體製雖有很多東西是不完善的，但是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吸取。
這幾年教育的投入增加了，但體製卻沒有變。這個體製仍然是過去的計劃學術體製。而且今天我們要注意到的是，計劃體製的合法性發生了變化。過去計劃體製的合法性有一套以國家主義的論述作為背景，但是今天這套東西沒有了。今天關於計劃學術的合理性論述是所謂的科學化，是與國際接軌的教育產業理念，也就是說在今天，計劃學術依然承繼了舊計劃體製傳統，但它的合法性變了，它借助了很多手段理念，就是把教育開始納入到一種企業模式中去，所以今天大學中做的所有考核、管理，都和這套模式有關，然後它穿上了程序化、科學化的外衣。
今天中國的計劃學術問題，不是一個舊體製的問題，而是這個舊體製和現在所謂的資本主義化的管理模式的完全接軌的問題，由於這樣一種新的“計劃學術”狀態，大學這幾年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如考大學要有多少指標，要多少科研經費，招多少博士生，都是由一套統一的一元化模式在管理。這個所謂的企業的管理，對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中國現在缺的是什麼呢？中國的教育，為什麼不能有多元化的模式存在？中國今天的大學實行完全一元化的管理，使所有大學越來越趨同了。
訪周洪宇
尚立富：您對政府、學校、社會關係是怎樣認識的？
周洪宇：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1.20世紀中國教育發展的“駝峰”特征
這是一匹“雙峰駝”。具體地說，從1817年到1937年，這是中國教育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歲月”。第二個高峰，出現在1984年以後。
這裏主要談第一個“黃金歲月”。具體表現在以下諸方麵：
教育思想和教育思潮極為活躍。在這一時期，教育宗旨“五育並舉”初步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