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體製初步奠基，起點甚高。從學製上看，1902年-1904年的“壬寅一癸卯學製”、1912年的“壬子一癸醜學製”、1922年的壬戌學製（六三學製），幾乎每隔10年就會出現一個新學製。學製不是一個小問題，它是現代教育的基本製度。
從管理的角度看，中央、省、縣（市）三級管理的體製先後建立。
教育法規先後頒布，教育管理由“人治”向“法治”轉型。《大學組織法》《師範教育法》等法律的相繼頒布，對調動社會積極性有很大的作用。在這些法律中，對相關各方的職責權限都有明確的規定。
學校辦學相對自主，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當時大學有三個係統：國立的、私立的、教會的，都是自主招生、自主管理、自由研究的。
民間的社團組織活躍、教育實驗盛行。名校長、教育家群星燦爛，大師輩出。企業界、銀行界也多有捐資助學的行動。此外，教育實踐和教育改革興盛，中外教育交流活躍。
2.政府、學校！社會的相互關係
政府與教育至少可以有以下四種關係：懂教育的人管教育這種情況最理想；不懂教育的人不管教育這種情況也還好；懂教育的人不管教育，這種情形不利於教育的發展；最糟糕的是不懂教育的人管教育有的人自我感覺良好，結果卻一塌糊塗，對教育造成了妨礙。
3.認識三者之間的職責分明與良性互動是教育發展的重要前提這裏的政府，主要是指教育行政部門，特別是中央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包括各級各類學校，主要是指大學，社會，也可以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主要是社會組織。
就政府來說，教育行政部門的職能，應該是立足於間接性的宏觀管理。學校最基本的職能是培養人才；作為大學，還應該有創造新知、發明學理、社會服務的職能。社會，則是提出要求，也就是市場要求學校提供人力資源等。
這三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政府是管理者，學校是行動者，社會是監督者。這裏麵，政府的管理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社會的監督也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學校辦學應當有充分的自主權。三者是相互獨立、相互依存、相互製約、榮枯與共的關係。三者的職責分明與良性互動是教育發展的重要前提。
4.展望未來政府、學校、社會之間關係的理想形態
簡單點說，四句話：有限政府，有限管理；有權學校，有權辦學；有識社團，有力參與；有誌之士，有為創造。學校要有辦學的自主權，可以包括考試權、招生錄取權、職務聘任權、課程設置權等。
教育要大發展，就要有一流的教育家。在我看來，一流的教育家要具備兩種精神：創造精神和開辟精神。要有“四立”，就是陶行知先生講過的：立誌，立功，立言，立德。四者齊備才是一流的教育家。
訪張傑庭
尚立富：您作為教育集團董事長是怎樣評價民辦教育的發展和改革的？
張傑庭：我認為，在中國，隻有教育是朝陽產業，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世界發達國家教育對GDP發展的貢獻率，可以達到11%；而中國教育對GDP的貢獻還不到2%。打個比方，同樣投入100億美元，中國跟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教育的貢獻率比國外要低80%左右。再者，就目前來講，發達國家教育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越來越重要。比如在澳大利亞，教育經濟以及教育帶動的“邊緣”收入，已經占到整個國民經濟的30%左右。相比之下，中國的教育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遠遠落後於這些發達國家。換句話說，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和人民，還沒有真正認識到教育對經濟的促動作用。等到這一天到來，教育就會顯出“朝陽”的本色來。
尚立富：那麼影響民辦教育發展有哪些原因？
張傑庭：主要有四點：
第一是政策和立法的原因。今年新頒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裏麵有一些進步，比如說讓投資民辦教育搞民辦教育的人和在民辦學校裏麵的這些學生，與公辦學校和它們的學生，有一個平等的待遇。但同時它還是有諸多的限製條件。
我舉個例子，比如在稅收方麵。投資教育，特別是投資學曆教育，資走在西北，尤其是在冬天行走於其間，你會感覺到一種荒涼和無奈。這片土地有曾經傲人的曆史，時過境遷後，這片土地是否還能煥發舊日的生機？
金的回收周期肯定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本來投資周期就很長，現在國家還要征稅，這必然就會削弱人們投資的積極性。並且投資教育還不能完全取得合法的回報，那麼，還有誰會積極投資於教育呢？
第二個原因就是所謂的“名校辦民校”。名牌學校和民間資本合作辦校，是應該受到鼓勵的，這樣可以調動民間資本投資教育的積極性另一種是不好的，就是國有的名牌校“翻牌”去辦所謂的“民校”。這對投資民辦教育的人來講，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第三個原因是土地資源問題。地方政府在民辦校征用土地上基本沒有積極性，因為同樣是這塊地，做商業開發，它的價值可能在較少投入的情況下上升十幾個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