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論當然在人類學中國傳統建構中是重要的。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兩條途徑：第一條站在西方理論的肩膀之上再提升，但是我感到這種路徑並不怎麼可行。第二條是遵循格爾茲的教導：理論接近於基礎，可以從基礎出發直接建構理論。我感覺這一條路比較可行，因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基礎是不一樣的。
瀾：對應用方麵的可能性，中國的一個傳統特別是在權力方麵。在政治運作和管理層麵、學校管理層麵等，管理的方式很多是借鑒國外的。在中國的實際操作、實際教學若能聯係到中國的傳統，可以看到一個外國的經驗在中國可能是一個嫁接的過程；另一個是前瞻性的、預言性的問題，中國的發展總是在一個傳統的基礎上不斷的向前發展。那麼這時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人類學的一些方法去做一些具體的個案研究，比如說，工廠的管理或者說是機構的管理，那麼來預言我們的政策或管理模式的後果，可能會得到某些進步性的結果，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在國外有很多這樣的研究，如一個工廠如何組織，也有人在“矽穀”作研究。研究中關村的運作模式，可以看到中國特殊的經濟模式的發展，給人類學打開了門，可以和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進行交流溝通。文化人類學與自然學科也並不完全割裂的，如認知人類學——研究人如何認知世界。從不同的認知傳統方式來考察，與專業的心理學、醫學進行交流。了解自然與社會科學的接洽點是在哪裏，既然人是自然生物又是社會的一份子，就需要知道兩者的界限和聯係在哪裏，兩者如何運作結合到人的身上。我想這也是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是迎著浪頭上去的，在國外也是新的研究方向。
鍾：有一個很著名的心理學家勒溫說：好的理論是最好運用的。好的理論的衡量標準——就是很好用。在他看來，理論和運用是沒有矛盾的，是一碼事。所以，我記得上個世紀丹尼爾·貝爾在總結20世紀70年代左右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的時候，我印象中是總結了60幾項，基本是西方人做的，隻有一項是中國人做的——那就是毛澤東的農村理論。貝爾認為這套理論很好用，起碼是成功的。毛澤東當初是做田野的，但真的做的很好，把理論和應用結合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今天我在想能否倡導一個東西：當年的博厄斯所倡導的《人類學與現代生活》，我們中國人類學發展近百年，能否也寫一本，實際上是很好的東西。
徐：今天大家談得很好，特別是朱老師談得很係統。看來對於人類學與中國傳統的話題，討論僅僅是剛剛開始。謝謝大家。
[錄音整理：宋雅思劉日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