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接著鍾老師和孫老師的話說。這裏有兩個關懷：一個是對學科本身的關懷——我雖然是從曆史學走進人類學的，但也將近20年了。越走進深一些，越覺得我們學科的可憐，一直在邊緣徘徊。我們沒有人類學係，還是借用朱老師社會學係的風水寶地。社會學很強勢，所以華中師範大學建立起社會學學院。我覺得這個學科真的需要壯大起來，它一直在停滯，在邊緣當中。但現在有一點小小的突起，那麼這個學科的關懷，就是我們學科的自覺。我辦廣西民族大學的學報12年，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的角度，形成一種對學科的關懷。做人類學的，都要對自己的學科有一種學科關懷，要通過理論努力去發展學科，推動學科的發展，哪怕你添一塊磚，加一塊瓦都是好的。隨著隊伍和人數的增加，一塊磚、一塊瓦就不得了了。可惜現在我們的隊伍還很小。本來人類學是一個很開放的學科，但是有一些人的思想搞得很保密，什麼東西都搞得很封閉。我覺得我們應該光明地、坦然地把自己的東西與他人交流、互動。我教研究生有5個多“多讀書、多下田野、多寫作、多交流、多參與”，關起門寫文章是沒有意義的。二是學術史的關懷。人類學到中國的發展也有100多年了。90年代末在中山大學開了個會“紀念中國人類學傳統百年”這一百年，尤其是在20世紀30、40年代那批老的人類學家。好比說吳文藻先生，他是要不遺餘力地要把功能學派介紹到中國來。他自己覺得自己講不清楚，就幹脆把布朗請來，同時把費孝通派出去，去學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學派〈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喬健的對費孝通的評價認為費老真正創立了一個學派“曆史功能學派”。因為功能學派本身並不關注曆史，甚至歧視曆史，但是中國的學者研究功能學派，躲不過曆史。喬健說：近百年來對文化有貢獻的12位世界大師，其中一位就是費孝通，而費老是用中文書寫的，其他都是用英文書寫的，所以我覺得學術史的關懷，也就是我們從中攝取中國文化傳統的源地。從這裏我還想到了第三個問題：人類學這門學科現在的發展不是我們所想的——鄙視做應用的東西，認為我們就是做理論的，理論是要做的，但是理論是不僅僅對西方理論的梳理（這種隻是注釋或是解釋作用），而是在田野當中提煉出來的。泰勒也好、摩爾根也好，為什麼文化是進化的？但後來人家更牛一些，提出“文化是傳播的”。後來又提出了功能的、結構的一直往下發展，到現在的從客觀到主觀，是象征的、符號的、解釋的。費老提出了“文化是自覺的”再次達到一定的高度。喬健對費老的總結是“曆史功能學派”，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現在人類學的發展。尤其是美國，因為它轉向運用，轉向研究現代，他的應用發展非常快，曆史、心理、經濟、旅遊等人類學在美國發展的很快。剛剛孫老師說：曆史學主動來借用人類學方法，不承認自己是人類學者。包括王明珂從不承認自己是人類學者，而說自己是曆史學者。但是他運用的是人類學方法，人類學理論來研究，他的著作也好全是人類學方法做成的。包括現在中山大學曆史係的人做的地方文獻，對地方曆史文獻的調查，關懷弱勢群體在曆史上是怎麼說話的，他們是怎麼書寫曆史的，不能老看帝王將相、曆史學家們所書寫的曆史。醫學人類學家由於SARS變得非常重要，就是愛滋病從來沒有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參與研究，所以讓人類學者參加會議，後來才有了景軍、莊孔韶等人進入研究愛滋病防治。所以醫學人類學發展很快。經濟人類學的情況也是如此。原來世界銀行的貸款都是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去拍案，後來出了青海事件之後，世界銀行凍結了貸款，說：中國的貸款項目必須有人類學家的評估。習是世界銀行專門聘請了一個精通中國的人類學家作為他們的評估專家——顧定國。可是他沒有三頭六臂，所以中山大學的周大哆教授跟他做世界銀行的評估，我也跟去江西作了一回調查。應用包括旅遊、影視都是這樣。但是有些人覺得這個太沒有意思了。沒有什麼水平隻有純粹理論的人才有水平，這就缺乏人類學真正的學科關懷。真正的學科關懷就是既要做田野，也要做理論。我有一個研究生，電腦很牛，後來派他去鄉村做田野，他很痛苦。我後來就派他到網絡上去做田野。所以我也很讚成要關注大眾文化，消費文化。中國傳統不僅僅是回首往事，還應該放眼未來——沒有人類學不行。中國的人類學基本都是在國內做，出國的幾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外國留學的很多的也是回中國做田野，很少在國外做。西方、英國等都是去非洲、亞洲做田野。他們跑到中國來做，我的學生也到泰國做田野，但是難呐。經費、語言有限。反過來，何樂不把自己的東西搞好呢，所以關注中國傳統是人類學學科關懷的必然。反過來，要發展人類學也必須關懷中國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