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有些其實別人已經做了我們應該也就是人類學都有所謂的學科自覺，費先生所講的文化自覺——一個民族成熟到一定程度要有對自己文化、國家、民族的一種的意識——反省意識。那麼我想一個學科它成熟的標誌，那就是會有一個學科的自覺。我們經常在說某某學科有危機，其實是好事，那個學科的人他還知道自己有危機，比較可怕的是我還不知道我還有危機，我以為我還挺好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所以學科應該自覺反省。這一點應該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很多人在做。比如說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國內的文學的、哲學的、史學的一批人都在做本學科的近百年的一種反省，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學人》雜誌。它其實就是對每個學科的反省，就是重新反省我這個學科近百年的一個變化。因為在近百年之前其實沒有這個學科，比如人類學。中國古代沒有人類學，頂多隻能說中國古代有中國人類學思想，人類學是西方給我們的。我們近代的學科不管是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什麼之類的都是別人給我們的。我們隻有一個文史哲的傳統，其他都是西方給我們的。當西方這麼一套東西進到中國來之後，而中國人那時又沒有受到這些東西的影響，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年代，很值得我們研究。我們今天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剛剛我們也講到的，很多中國研究為什麼西方人來做之類的，是有很多東西在影響。你比如說西方人來中國作調查，為什麼他們做的比較好？那是因為別人的發表渠道和我們的不一樣，人家使用的是國際通行的語言在國際流行的雜誌上發些東西，當然很有可能被大家關注了。那麼我們使用的是當今不占優勢的語言（全世界懂中文的人很少，就我們自家懂得），所以我們自己的文章別人看不到。不是說我們不好，其實我們中國社會很多東西不見得是一流的在產生影響，很有可能的是二流的、三流的東西在產生影響，是因為一流的東西不見得出去了，一流的東西西方看不懂、看不到，倒是相反的，其他的成果運用某種語言平台出去了產生了影響，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影響。另外的一個影響就是說，我們現在去想很多的問題的時候，腦子裏有一套定式，這套定式就是西方的那套學術話語。剛才徐老師所講的：王銘銘總結了幾個範式。那麼我們現在為什麼脫離不了，我們現在的人類學不就是西方來的嗎？我們整個思考問題就是這麼一套東西，就這一套東西來看，我們要跳出來很難。因為我們接受的假設是一套正統係統的訓練接受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就成了我自己傳統的一部分，你講人類學與中國傳統脫離不了人類學與自我的傳統。每一個人作為一個個體，自己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接受的西方這套東西。那麼我們怎麼跳出去呢？很難。所以我覺得我們恰恰回頭去看看，看看西方學科剛剛來時而那批中國人其實沒有接受西方傳統，他們怎樣反應，怎麼樣想問題。類似於費得清以前講的刺激反應——它們剛剛來的那些東西我們怎麼反應。有很多東西我們去想，說不定某些東西我們中國人自己已經反應到了，我們自己沒有把它當寶。剛才徐老師講到了一個“權力”，權力是誰來談的？中國人特會談權力。中國就是一個權力社會，這在全社會都很典型。中國人很早就在談權力，我記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們當年那個讀《毛選》。毛澤東當年做《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時候，那裏麵在談什麼東西？在談中國人不就四種權力嗎——神權、族權、夫權、政權，談得就是權。而中國人特會談權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幹什麼？文化大革命在奪取權力。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就是一隻手抓印章，就是要奪權。所以我突發奇想，我們現在談權力很多用的是福柯的權力。我甚至懷疑當時法國人談權力是受到中國人的影響，因為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歐洲的影響很大。歐洲的一些激進青年（包括福柯）每個人都拿著毛澤東語錄在看。
孫：我曾讓我的修文化人類學的本科學生去做田野。他們選擇華中科技大學的留學生作為調查對象。結果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很多留學生雖然他們年紀很輕，但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印象很深，一直到現在還很稱頌，說中國文化大革命好啊，我們現在說好在什麼地方？他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好。包括法國、巴基斯坦、印度、緬甸、非洲等地的一些青年，都有這種想法。有的還挺崇拜。你說怪不怪？
鍾：就約等於“粉絲”嘛，當時多少毛澤東的粉絲在法國，現在還可以采訪到一些人。我有時在想我們的一些東西說不定就傳了過去，說不定毛澤東所說的權力，說什麼奪權，對那些歐洲思想家都有影響。大家會覺得權力真的是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在想我們在講中國傳統的時候。一方麵我們有一個很早的傳統，從先秦三代一直往後走的傳統；另外一個是在一些中間的交錯地帶——西方社會剛剛進來，而中國的全盤西化還沒有建立起來的中間地帶，也許有很多中國人有很閃光的思想。包括我們的前輩，包括比費先生更老的前輩，因為他們那一批人都是有很深的中國文化根底的人，他們受到西方的刺激。你比如說潘光旦，潘先生談了關於中國傳統的東西，包括費先生所弘揚的。所以我覺得那一代真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總結。現在好像也看到一部分在總結。不管說王建民去梳理《中國民族學史》，包括王銘銘最近幾年老在寫那一段時間的東西，包括吳文藻先生的那些東西。我覺得那一代真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今天麵對的問題與五四那批人所麵對的問題基本是一樣的，有很多的東西沒有人想過，為什麼？我覺得文學、哲學、史學的這批人去維護這個百年史，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所所長劉夢錫，他專門作了一個文化史的係列。就是說我們現在麵臨很多的問題，別人就想了我們有什麼必要再去浪費呢？就是我們必須關起門來重新思考。中國傳統都是很重要的東西，前人可以幫助我們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少走好多好多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