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種意義上的“人類學中國傳統”。我接著第六屆人類學高級論壇的話題往下說。在那次的話題中，有學者說到人類學的傳統是從特殊性裏尋找一般性的理論和哲學，從地方性裏尋找世界性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似乎並不存在地方性傳統的問題。所以有的學者認為人類學中國傳統問題似乎就是個假問題。但是我記得維特根斯坦說過一句名言：視野是有顏色的。事物本身是沒有顏色的，人們的視野則是有顏色的。西方人類學者是在西方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展開自己的研究的，他的視野帶有西方文化的顏色。本土學者從自己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展開研究，也就帶有本土的顏色。這樣我們就區別開了兩個問題：第一，就學術目標的追求而言，不應該有本土傳統；第二，就學術研究的實踐而言，卻存在著本土傳統。這樣看來，“人類學的中國傳統”這個概念似乎又是成立的。那次會議以後，我又接著想了一下，認為如果說存在著人類學的中國傳統，那麼可以有以下四個方麵：1、“研究對象”意義上的人類學的中國傳統。西方人類學者早期比較注重於研究異文化，研究無文字社會的文化；而在我們這裏則注重研究本文化，研究有國家的社會中的文化。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之所以被馬林諾夫斯基認為具有裏程碑的意義，就是因為研究的是本文化，研究的是具有高度文明、高度複雜的文化，而且這種文化具有悠久的曆史。研究對象是不同的，張光直等一批學者還認為中國文化是更具一般性的文化。研究這種更具有一般性的文化當然可以形成某種傳統。
2、“研究趨向”意義上的人類學的中國傳統。由於各種原因，某一國度的人類學者研究趨向總有差異。如英國人類學者比較注重於社會結構、功能的研究，將人類學稱為社會人類學；美國學者則更重視文化的研究，稱為文化人類學。還有德國傳統，法國傳統等等。研究趨向與研究者是結合在一起的，中國人類學者有著共同的大文化背景，麵對著曆史與時代的共同課題，有著某種共同的研究趨向，可以形成某種中國傳統。當然，由於一些學者以往過度地關注與欣賞西方傳統，而對於這種中國趨向並不是很自覺，故而這種趨向並非如英、美、法等以國別為區別的人類學研究趨向已經成熟，而是正在形成與追求之中。
3、“本土文化”意義上的人類學的中國傳統。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非常悠久，在這種文化傳統之中，也蘊藏著深厚的人類學思想。正如存在著中國哲學史、中國政治學史、中國社會思想史一樣，也存在著中國人類學思想史。可以從中國悠久的人類學思想史中來建構與西方不同的人類學中國體係。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致中和”的思想，有“一分為三”的思想，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這些重要思想既是哲學的思想，也是社會學的思想，也是人類學的思想。當然，並不是將這些現成的概念搬進人類學著作中來就是人類學思想了，但起碼可以說，這些重要概念中包含著深刻的中國人類學思想。王銘銘教授說費孝通“差序格局”可以作為中國人類學的某種傳統，而這一思想也是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提升出來進而與人類學學科相結合而產生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這在國學界從五四以來就有很多探索。中國文化精神與西方文化精神是不同的。西方強調對立，這與它的起源處相關，因為地中海周圍的人渡海到別的地方去，總想去占領別國的領土，總想去掠奪別人，它要去突破自然界，要去改造自然，影響自然，這就形成了極端的二元對立的思想。而中國文化不同，中國在明代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但鄭和下西洋也隻是到外邊去看一看，與異民族友好一番，而不是拿著刀槍闖進人家裏去搶東西，殺人放火。中國人在大山裏活著，在鄉村裏活著，市場交換、娶媳婦、嫁女兒也就一天可以來回。一輩子不出山也過得去。天天與老天打交道，求老天保佑，互相關係要搞好。同時人和人關係也要搞好，因為低頭不見抬頭見。過去在“弱國”時代，人們曾經從東西文化的差異中看到的是中國文化封閉、保守、落後。這種文化觀似乎應該改一改，由此而及的曆史觀、道德觀似乎都應該改一改。從更擴大的態度來看，中國文化中的“和為貴”的思想較之殺戳別的民族、占領別國領土的文化誰個更先進、誰個更落後需要另一個評判標準。我們需要一種嶄新的世界觀、文化觀。這種嶄新的世界觀與文化觀是什麼，也許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從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有一個論述中得到某種啟迪。他掃視了數百萬年的人類文化史，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如果將工具的發明與火的取用看作第一次開端，那麼我們這個時代則是“二次開端”。現代交流賦予地球以統一性，以此種統一性衡量，全部先前的曆史都隻是局部曆史的一種單純的集合體。五千年的時間隻是人類存在的史前期和未來曆史的一個過渡階段，它隻是一瞬間。問題便在這裏提了出來：過去人類是分散的、地區性發展的，現在人類是整體的、變成世界範圍的；過去分散的、地區性發展的人類文化曾經出現了一個軸心時代，現在整體的世界範圍內發展的人類亦將“走向另一新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產生的思想雄霸了三千年了，這個以地球統一性衡量的時代應該出現新的思想了。我相信，這種新的思想絕對不可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