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秋雲（以下簡稱孫）：徐老師談的這個問題很崇高啊，使命感很強。其實就我個人感覺而言，我們沒有必要把這麼崇高的使命壓在自己的肩上，而且也無法承擔。徐老師前麵講的“西方學術界把眼光投向中國是想找到解決目前世界很多問題的答案”，“中國的希望在人類學”，這些話作為我們搞人類學的人在受挫折時為自己鼓勁是可以理解的，但千萬不能把這個話當真，否則就真是憨傻得可愛了。再說，現在這個時代也不完全是人類學來推進學術的問題。現在社會在飛速發展，各學科都在競相研究現實世界，都在研究現實世界中發揮和創造自己的生命力。我倒覺得我國的人類學應該關注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方麵就是徐老師說的那個傳統的問題，在這個關注和研究的過程中能對世界人類學的學術有所貢獻就很不錯了。如果是想挽救或拯救別的什麼方麵，那麼崇高、偉大是不太可能的。還是那句話，如果是激勵自己，這樣的話也是可以偷偷對自己說的，但我覺得作為一門科學的研究者，還真不能有那麼盲目崇高的使命感。這是我的想法的第一個方麵。我的想法的第二個方麵是，除了關注傳統以外，人類學必須要融入現代社會。要對現實社會的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要保持高度關注，要有解釋力，這一點很重要。所以，我覺得在座各位如對人類學有興趣，尤其是對都市社會的大眾文化這塊可以花點力氣。如果這樣做的話可能對我國今後人類學的發展會更有生命力。我總在考慮一個問題，社會學和人類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恢複時幾乎是同步的，為什麼相比較而言社會學後來發展得那麼快，影響那麼大？而人類學相比則要慢很多，影響也小很多。現在人類學才有點開始複蘇的樣子，以前冷得不得了，為什麼呢？我覺得這與兩個學科的掌門人舉的旗幟不一樣有關。社會學，是胡喬木請了費孝通先生來舉旗，他舉的旗幟就是回答現實，解決社會建設的現實問題，回到“小城鎮大問題”這個範圍上去，也就是說社會學是解決現實問題的，一下子把這個麵給鋪大了。而我們人類學、民族學這塊，剛恢複時，學會的領導人和頂級的學術專家首先關注的是原始社會史，是去闡釋或論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是去闡釋社會發展的五個階段的基本規律等，學理性非常強，但其成果隻能呆在書齋裏和大學的一部分課堂上，與現實社會沒什麼密切的聯係，更與老百姓的生活不相關。由此喪失了走進社會，貼近群眾的一個大好時機。所以我總覺得學科要想做大不僅是學理性的問題還要關注現實問題，這點很重要。你要用人類學的觀點，人類學的方法獨立去解釋現實社會，既能給政府提供谘詢又能給大眾提供答案。剛才徐老師說到易中天、於丹為什麼會紅，就是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他們把自己的體會通過現代傳媒這樣的方式給大家提供答案，滿足大家的好奇心。事實上呢，於丹也好，易中天也好，他們所說的“論語”、“三國”，都是他們心目中的“論語”和“三國”，這是最主要的。至於他們的講解學理性不夠啊，論證不嚴啊，那都是次要的，因為他們那本不是學術性的，隻是他們心中所體會的。人類學要發展，這塊也很重要。一門科學要想發展，一定要做科普工作，一定要把自己的學術思想變為大眾的思想和行動邏輯。一個學科要發展不能僅僅在象牙塔裏做大做強。純粹地躲在象牙塔裏，你要把它做大很難，能延續就已經很不錯了。所以，我個人覺得徐老師說的當然很重要，但我們應該把它再擴大、再打開。
徐：我想呢，你這個意見我絕對是讚同。實際上我所謂地這個“宏大”都是在實證基礎上感受到的。好比說我在新疆做過三年的調查，三個暑假都泡到那裏去了，新疆問題應該說是中國民族最敏感、最尖銳的問題。我就感到那裏麵有很多問題，你怎樣很好地解決新疆問題，尤其是9.11以後突然放到反恐的問題裏麵去了，以前新疆問題隻是國內的問題，這一下子變為反恐問題了，東突被定為恐怖組織了，這性質就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美國並沒有放棄對新疆的滲透，很多美國人收養新疆的孤兒，一般新疆的哈薩克族，維族申請出國都比較容易，為什麼？美國就有一個新疆工程，他就希望新疆是第二個西藏，甚至比西藏還難搞。但反過來我們的學者在那裏是怎麼做的呢？我們的政策又是怎樣的呢？這是我碰到的一個非常實證的問題。我覺得人類學在這裏可以起很重要的解釋作用。我感受到人類學在這裏有很重要的解釋力、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