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點我接著孫老師的講，他剛才提到一個大眾傳媒，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我們人類學有點失職的地方。當今如果講中國文化研究做得最多的，其實不是人類學家，或者說打這個旗號的並不是人類學家，反而是傳播學家。別人在做文化研究，我們自己呢好像和它有隔離，他們做的這樣一些東西主要是麵對現代社會，麵對大眾文化，消費社會、後現代社會。人類學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一直對自己的學科有刻板印象，我們學科比較關注更早的東西、更古的東西、更原始的東西和更原生態的東西，這樣就讓我們覺得當代的東西和我們學科有點遠，從感情上我們有一些問題，覺得當代的東西我們不值得去關注，我覺得當代有很多文化問題確實值得我們關注地。包括這次十七大對人類學有很多好處，十七大把“文化”一詞反複地說了好多遍，包括談的生態文明。
徐：我們的宣言就是“生態文明”。
鍾：對啊，是一樣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契機，人類學介入當代社會的一個契機。整個國家，從領導層都注意到這樣一個“文化”的問題，十七大裏談了很多“文化”，出現了很多與文化相關的詞語，我們應該很快結合起來，要有這樣現實的政治的敏感性，抓住機會再做文章。實際上有很多這樣的東西，比如新農村建設就是文化建設，新農村文化，而農村文化就是人類學很拿手的，但我們沒有介入這個問題中去。我們離的比較遠，我們更多的掌握地是原生態的，山溝裏的東西，保持的是比較古老的東西。在這樣的問題上別的學科會對我們有要求，包括像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裏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民族誌方法，而一開始做文化研究的人根本不懂民族誌是幹嗎的，這不是人類學看家的本事嗎？！但人類學並未與別人建立溝通，簡單的說武漢大學有新聞傳播學院裏有一批人在那裏做文化，還有其他做文化的溝通並不多，包括人類學、曆史學，因為我們學校的馮天瑜先生有一個中心，叫中國傳統文化中心，那個中心跟文化研究結合地也不是很緊密，我和孫老師有時候也去那裏說，我們和那裏也有點淵源關係，其實曆史學也應當關注一些現實的問題，這是我想說的第二點。人類學也要介入這些問題，包括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我們也要談。文化研究中的很多我們應該去做，我們應該是文化研究的主體，結果弄的談論文化研究最多的是一批傳播學的、中文的這樣一批人，幾乎看不見人類學家的身影，以前有一點點，最初高丙中在文化研究裏麵還擔任了聯合主編，後來慢慢在淡出也就是我們人類學的淡出。
最後我講的一點跟前麵兩點有關係，這樣說吧，我覺得人類學真的是挺好的一門東西，它對於認識當代社會，包括處理當代國際社會關係，人類學真的是提供了不少好東西。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學的曆史，最早的曆史有那麼一點不光彩，跟殖民有關係，走到後來我們看到人類學還有很多光彩的曆史。也就是說在反對種族隔離、種族歧視這些問題上人類學一直走在很前列。很多著名人類學家比如博厄斯、米德等都是反對種族歧視的先鋒戰士。其實人類學天生就同情弱者，關注少數群體，這是人類學一個很大的特點。人類學很講和諧，為什麼講和諧呢？我們本來就很弱小，不和諧怎麼辦呢，所以我們很講和諧。人類學就有這些眼光和視野，從這個角度，人類學真是很好，包括當今談和諧社會啊等等之類都有很大關係。但是這樣一些東西不光人類學在談論，就拿我們的話題來說，人類學與中國傳統，曆史學也在談，他們從曆史上來談對和諧的看法、想法。再走出來，你會發現社會學也有這些東西，心理學也有，各學科都有。後來我就想，我們可以從人類學入手，但提出的辦法呢我們要超越學科，超越具體人類學，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眼光、視野，甚至是思維方式，這個思維方式不一定是人類學的，但在人類學中確實存在。所以我在想我們這個話題說到最後大概是希望通過人類學的呼籲各學科共同關心一些問題，然後不光是我們學者還是國民，甚至是全世界的人、全球的人能夠培育出這種眼光、視野，就是我們多樣性共存的，和諧的，互動的視野，這是更為關鍵的東西。
朱：幾位教授談的很好，人類學使命感也需要，現實感也需要，曆史感也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個“中和派”。下麵我就“人類學的中國傳統”談幾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