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環境的問題，這些問題好似應用問題，所以我很讚成孫教授所講的“應用”。人類學為什麼開始走向這條路呢？他講的這個背景，就是林耀華舉原始社會的旗子搞原始社會史，大大地、遠遠地脫離了我們改革開放的時機。當時改革開放的時機是大門打開，蒼蠅、蚊子都進來，麵對是社會的各種問題需要去解釋它、解決它，要行動。那社會學當然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我們費孝通先生就誌在富民，“小城鎮大問題”，非常實用，指導了很長一段路，當然這條路後來也有問題了，他就改向文化自覺，不斷反思。“文化自覺”就是對自己的民族問題不斷的反思。然後他又談到“和而不同”。那我就想，為什麼費老能從那條路走到現在，他能夠從中國的傳統，傳統文化中提煉出這些東西呢？大家都覺得有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直接的關係。政府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而我們在2004年人類學高級論壇第三屆會議的時候就提出發展還是不發展，持續發展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大會爭論地一個焦點，為什麼？按人類學的觀點，不能再像這樣子發瘋一樣發展了，整個環境都破壞完了，這不用我多說，到現在人類還在嚐破壞生存環境的苦果，大自然還會越來越嚴重的懲罰我們人類。而這個環境的破壞它不僅僅是一個縣，一個市，一個國家，它必然涉及到全世界。所以我覺得首先就是從實踐當中，從實證中，從行動當中感受到這麼多問題。感受到中國傳統的重要，所以我就想反過來能不能從人類學與中國的傳統中提高這樣的認識，深入進去，這是我舉行這樣一個座談會的初衷。我非常讚成孫教授的觀點，我們解決問題時不僅要到西方找答案，更要到中國傳統中找。
鍾年（以下簡稱鍾）：我說兩點體會。一個是這個題目，我覺得還是很好的一個題目，講人類學和中國傳統。由這個題目我想到學科與學科關係的問題。人類學是一個學科，但是我也覺得不應局限在這樣一個學科裏，那麼為什麼徐教授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認為和他的學科背景有關係。因為以前徐老師是學曆史學的，曆史學出生然後進入人類學領域，恰好這樣一個話題是鉤連起人類學和曆史學兩個學科。這樣一個話題我覺得倒是一個中國人應該談的。因為總的來說，人類學起初是麵對那些所謂無曆史或無文字曆史的社會，所以它本身沒有很豐富的曆史資源，而中國在這方麵恰恰是一個很大的特點，中國恰恰是一個“無斷裂的社會”，在全世界是罕見的或是比較特殊的國度，有豐富的曆史文明資源。這樣的資源不光是人類學，顯然是每個學科都要積極發掘的東西。從這個地方我也想到中國人類學發展本身就跟曆史學很有關係。當時最開始做人類學的一批人好多都是學曆史出身。當時做中國社會曆史調查啊做拯救落後的，都是一批北大、人大、北師大的或民大的曆史學出身的人在做。所以大家的學科背景可能結合起這樣一些東西。由此我就想，剛才孫教授也在說，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問題。一個學科也需要改革開放，它也需要開門，要把門打開。大家都不能自娛自樂隻做自己的事情。像民俗學，民俗學也有民俗學自己的問題，大家都在自己做自己的東西。民俗學後來歸到社會學裏麵我覺得也有好處，強迫民俗學家了解一些社會學。那麼，人類學大概也是這樣。人類學長期以來大家的傳統比較喜歡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這樣一個話題的提出也許可以改進這樣的狀態，讓人類學改革開放，讓其他學科的學者也可以進來。但我待會兒還會講人類學也應該走出去，做這樣一個事情，我覺得從這樣一個角度說是有好處的。當然包括對人類學學科的界定，剛才孫老師講要結合現實，人類學以前的界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喜歡把它界定在藝術的層麵上。就是說人類學是一門藝術，而其實不是一門科學。我們在強調它的人文性，當它作為一門藝術的時候就變成了個人的東西了。
孫：現在學界也還有很多這樣的討論，即人類學到底是科學還是藝術？
鍾：我是覺得我們不妨有堅持藝術傳統的，也要有堅持科學傳統的，不能排斥某種東西。藝術和科學都是很好的，在人類學中我們要集合起來，這是我的第一點想法，實際上是個多學科的東西。其實我們這樣的話題本來就是個多學科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