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就是醫療的行為。2006年來找我幫忙找醫院為他妹妹看病的一個西藏那曲藏族朋友，他們家都是幹部。他妹妹得了眼疾，是免疫係統的疾病。本應該早治療，但她一直沒有去看醫生，而是找喇嘛看病。結果耽誤了治療，導致一個眼睛瞎了，另一個眼睛的視力也急劇下降。為什麼她生病之後不去醫院，而去尋求超自然的宗教方麵的治療呢？這種就醫行為模式是如何產生的？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醫療行為對一個民族的影響非常大，在去什麼地方看病與不去什麼地方看病的問題上分類是非常明確的，其行為受到內在價值觀念的深刻影響。人類學家如果做好了，這樣的研究這對於我們日後在西藏建立合理的醫療體製會有有很大的貢獻。
楊小柳：我今天以我自己的研究作為切入點，可能談不了那麼寬，隻是我做研究的一些感受。我一直關注的一個問題是發展的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發展援助的問題。發展援助可能跟少數民族其他麵臨的諸多市場化、現代化、全球化有點聯係，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發展援助是一種外來力量幹涉，希望通過外來介入能夠幫助少數民族擺脫原來的貧困和落後的狀況，從而達到一種發展的結果。它是希望通過外力來達到內援的這樣一個特點。那麼最早的促使我進入這個領域的，實際上是和我的田野有關係。在我讀碩、讀博其間，我有機會和周老師一起去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我看到了少數民族的貧困，也體會到了在少數民族開展反貧困的工作的一些困難。所以，我就進入了這個領域。從開始到現在我一直想了解：為什麼中國這麼多的少數民族地區在援助方式和發展的措施之下依然還是那麼貧困？什麼時候我們的少數民族能夠擺脫貧困？我們的扶貧攻堅工作再進一步和下一該怎麼走？這是我目前一直想要解答的問題。通過我在民族地區做調查有很直觀的一個感覺，其實和剛才劉老師講的很有關係，就是感覺到反貧困工作中的那種普遍主義的發展思路和少數民族地區存在的文化多樣性的矛盾。也就是說，我們去做扶貧的人認為做了能夠自身幫助他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事情，而不被當地人接受。在我做調查的涼山地區就出現了象劉老師剛才講的大棚蔬菜的情況。舉個例子，政府在適合發展畜牧業的地方做了一個30年的牲畜扶貧，目的就是通過技術的引進來幫助當地的老百姓去改善牲畜的品種，提高牲畜的數量和質量，幫助實現市場化。這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很符合邏輯的，而且極有可能通過大家的努力達到目的的一手段，但是我去到那個地方卻發現，當這個扶貧的項目停止了以後，扶貧的效果在兩三年之內就退回到改良前的狀態。所以，我通過這個個案發覺，其實這個牲畜的概念，對於我們扶貧的工作者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市場化的契機，而對於彝族的老百姓來說可能是一個文化的象征，因為彝族中可能會因為文化的需要而殺生，比如說家人因病魔纏身；或者客人來了，主人要依據客人的等級、客人來的次數，最少的要殺雞，最多的要殺牛；婚喪嫁娶的時候要大量的消費牲畜。即便是在彝族老百姓內部有牲畜的買賣，這個也完全不是市場化的運作。實際上當地的老百姓家裏有牲畜他就養著，周圍都是熟悉的人，清楚能夠到哪家買到牲畜。在扶貧工作者看來可以用於市場化運作的牲畜就在熟人之間消化掉了。所以說，地方的文化從來都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實際上有自己的一套體製，去解釋我們發展者希望他們所做的那些事情，包括我們所說的參與式發展，很多市場的觀點，還有性別的觀點，實際上他們完全以他們的方式去做。所以在這個裏頭做工作的話，會存在很多問題，就是少數民族本土文化，怎麼樣去對待它們，怎麼樣用他們能接受的並能達到我們目的的方式去做。後來，隨著我研究的深入，我更加能感覺到，在少數民族貧困發展問題上，一個很重要的對於久不脫貧的問題可能有作用，就是我們國家對於少數民族貧困建構的……
徐：製度性的……
楊小柳：可能會要貫徹到我們國家對少數民族是怎麼建構的、以及建構的東西對於少數民族對自己認同和對自己傳統文化的看法的變化。所以，我想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選幾個久不脫貧的少數民族作為調查點，就他們這一個少數民族貧困的建構，以及少數民族發展的話語是怎麼樣運作的，接下來做一個在原來已有的對於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發展不適應、改變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的看看我們能不能從本土文化這個層麵往上看，還有製度方麵，剛才徐老師提到的，他們自身發展的問題的一個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