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徐老師，某種意義而言，我和你的觀點不矛盾。你大約是想說“田野”有相對意義和絕對意義。廣義說，如果將兩者放到同一個平台，二者都是文本，隻不過形式不同，做“田野工作”可以把查資料，找文獻包括進來。我指的是絕對意義，做田野工作就是貼近研究對象，用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特別是參與觀察，這是狹義上說的，“田野”就是“田野”，文獻就是文獻，二者經緯分明。我覺得掌握廣義和狹義非常重要，前者說明“田野”具有普適性，各門學科都有走出書齋，參與到自然或者社會生活的必要；後者說明人類學與各門學科的“田野”具有質的差別，所以，從事人類學的田野工作需要係統的訓練。
徐：我們不爭論這個問題了。你的意見有你的道理，我覺得曆史也是一種田野，比如說，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就做了大量的田野。
何：我們一般說的“田野工作”是指人類學產生以來才有的，特別是跟塞利格曼、裏弗斯、馬林諾夫斯基、伊文斯—普裏查德等為田野調查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分不開的。
徐：費老有幾次和我談過，他說田野無處不在。隻能從相對意義上來講田野。
張：布萊克爾說過的資料堆中的田野工作。
何：李時珍寫《本草綱目》之前也做了大量田野調查。他的田野工作與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工作當然不同。
徐：因為西方的文化，它有它的傳統性。比如美國的曆史就那麼長，當然它也做它的曆史文獻。我們中國的情況就是，除了我們現在的人類學家在自己的田野點上做的田野外，若不能將五千年的曆史作為基礎，那就是很大的一個過失。
何：徐老師，你提的問題很好，使我們又回到了剛才那個主題。全球化實際是個曆史過程，是不斷再生產的過程。自新大陸發現以來，世界不斷地全球化。中國某些朝代也都遇到這個問題，鄭和下西洋就是中國尋求全球化，鴉片戰爭是清朝閉關鎖國，企圖回避全球化，結果回避不了，人家打進來了。在五千年的曆史當中，古代中國的版圖決不是現在的樣子，各個朝代的地圖都不一樣。所以，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曆史學（指民族史）是一對孿生兄弟。在不斷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現在看到的隻是一瞬。
張：我想說的也是跟何老師說的有關係。人類學是一個很開放的學科，而且我們現在還不夠開放。最主要的是我們太迷戀也就太迷信我們的田野調查，所以何老師剛才一再強調我們要多一些聯係，這對於在中國做田野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麵。在很多的現實裏麵，我們有興趣討論的都是有曆史的根源的，而且有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去做一點點曆史工作。有人認為人類學做曆史工作就不正統，這種想法其實是非常可笑的。
徐：這正好是我們中山大學曆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這了這份工作，把曆史和人類學打通了。打通後，反響也好，效果也好都是很明顯的。如果說曆史學是一個比較枯燥、或者比較沉寂的學科的話，那曆史人類學是最火的，這是近幾年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就這個問題來講，我讚成張老師剛才所說的，小地方回答大問題，就是你的關懷在哪裏。作為一個人類學工作者，你在你的田野上做的時候決絕對不是做一個村莊就是一個村莊，就像張老師剛才講的，也包括何老師剛才講的，當做三江並流地區的時候，你的著眼點絕對不僅限於三江並流的問題，必定要和全球化的背景、中國現代化的背景緊密的聯係在一起。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那個地方的的小孩喝紅牛要比我們大方的多。所以，小地方可以麵對大問題。人類學的關懷麵對世界，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中國的關懷。人類學與中國傳統，這個問題到底怎麼樣去理解、怎麼樣去實踐它？
周：從人類學的角度切入中國傳統的研究，前提是要有專業的人類學訓練，才能去做這樣一個研究。不是掛一個什麼樣的名稱就可以去做。舉個例子：我在香港碰到了某老師，他寫了《土著人的觀點》。當時我跟他有個對話很有意思。我問他：“你如何判斷他是土著”，他回答說：“住300年以上”。然後，我又問：“你如何證明他住了300年呢？”他回答：“我們有族譜，我家的族譜可以一代代追溯上去，300年的曆史很清楚。”我說：“越是清楚可能就越是錯的。”這是第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所有的族譜都試圖證明自己不是土著。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人類學的訓練去做人類學的研究，就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所有族譜，比如廣東、福建周邊看到的族譜證明自己不是土著，而是說我們從哪裏來的，從什麼地方遷移來的，這恰恰證明不是土著。至少研究者認為研究對象是土著，而研究對象並不自認為是土著。既然冠以人類學家，就應該有人類學的訓練，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去了解一個社會的特性，要從資料中找到證明你的一些結論性的東西，沒有人類學的訓練而得出來的結論性的東西可能是不切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