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我們在教學生的時候常常告訴他們，幾代以前的族譜有可能造假，越往前走攀附、抄襲的現象越嚴重，相似性越大。
徐：所以在廣西許多姓族譜上都說是從山東白馬來的。
周：他就是證明自己不是土著。我說，恰恰是跟結論相反的東西。類似這樣的東西，也就是人類學調查、研究方法這一套的東西沒有受到重視，這是一個很要命的事情。大家不懂得如何將中國的知識和人類學的知識結合起來去做研究。很多人沒有中國的這套知識，也許他受過人類學的培訓，比如西方背景下的學者。我的一本書講到了，西方的一些學者，看到中國材料的時候，因為他沒有中國的這套知識，所以不太懂。他可能對中國的知識有一點了解，但對人類學方麵的不太了解。怎麼樣去做田野調查？所以，有的人誤認為做田野就是去到那個地方走一圈，然後收集點資料回來，然後還下一可怕的結論：我們以前人類學家所做的研究都是在做重複的勞動，還不如他去走一圈得來的東西多。反過來說，那麼你用什麼樣的一種方法來做田野調查？事實上，走馬觀花得來的資料和你深入實地得來的是很不一樣的。你肯定得去開發前人的東西。在調查時，和你不熟悉的調查對象對你說的不一定都是事實。我們在調查時經曆過太多這樣的事情，訪談者第一個星期和你講的對比第二個星期講的內容有很大的出入，甚至是同一個地方同一個人。因為當地人不會相信你會呆那麼久，所以他會當你是個陌生人，不會對你講一些最真實的東西。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這就說明走馬觀花得來的資料確實和你深入的研究得來的資料不一樣，而且也可以推翻深入調查者的結論，問題是你推翻他的結論恰恰是站不住的東西，你還自以為是。所以，在整個的研究中建立起一種學術規範還是重要的。除了講人類學理論與方法，也要讀書，也要教學生怎麼樣去做，也要自己知道怎麼樣去做。
徐：中大人類學的理論、方法比較嚴謹，經過人類學的嚴格訓練。在這個基礎上去探討中國傳統與人類學，才能接近真實狀態，才能有所發現。我到這裏來，就是向大家請教人類學與中國傳統的問題。作為曆史悠久、學術嚴謹的中大會對此認識比較深。剛才何老師、周老師講的，我很讚成。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要真正經過良好的人類學的訓練；我們在教學生也要從這個角度去教。現在有一種現象，即對田野的一種忽視和輕率，有人甚至提出取消田野。這是極為荒唐的做法。如果那樣做，完全是不懂得人類學是包括民族學在內的東西。所以，這個看法對我們大家都是一個很好的提醒：要討論人類學與中國傳統一定要按人類學的規範來進行研究。
何：我上麵說的可以用兩句話概括：原來好的、紮實的、規範的東西要敢於堅持，並且要傳授給學生；眼觀八路，耳聽四方，提高應變能力，學習新東西，回應新東西，不能過於刻板。
張：可能每個人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當然前提是他從事了人類學的職業，他最後都可能會形成一套非常個人化的田野調查的方法。我們的研究生受到製度的限製，兩年製的學習隻有一個暑假可用於做調查。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一點：我們的時間確實很有限，但是我們所有的問題可能在田野裏都遇到了。所以，何老師提的一點比較重要，參與觀察我們早忘掉了，去到那裏，我們就拿著本子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問，覺得今天沒有找到人聊天，沒有問別人很多問題，好像今天就白過了。事實上，你頭腦裏麵的每個問題，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因為我們太聰明——你問的問題他不懂，你就會解釋，他還不懂，你會進一步的用當地的措辭、表達方式去解釋，如果他再不懂，你就會給出答案讓他進行選擇，我們的問題馬上就會有答案。我們希望學生在下去之前看一些東西後，對某一個具體的問題有興趣，還是有一框框的東西存在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最初做調查的時候，基本上還是有些結構性的訪談為主。如果我們把參與觀察完全拋於腦後的話，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拿回來很多訪談的資料，這些訪談完全是對你的頭腦內問題的回答。但是，當你真正地深入到這個社會裏麵去，可能最初你設定的條條框框最終完全被破壞——那是好事情。當初的一些理論假設最後有某種程度的修改是很正常的。我們不能太強調這種所謂“第一手資料”的收集，我們更需要去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僅僅是要理解他們的物質世界，而且要去認識他們的精神層麵。在田野中，哪怕你整天無所事事，東遊西逛，也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你需要有這個過程，去體驗你的研究對象的生活。隻有這樣，你才真正深入到了你所要調查的社會裏麵去了，真正了解了你的調查對象。我知道有些學生做調查的時候，第一不能吃苦，第二是太過於著急。著急會致使他盡早去拿到材料，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他的材料和他的理論非常的合拍，其實這其中還有有些問題的。田野調查是個經驗積累的過程，經驗性的東西不是可以教的，隻能在進入田野的過程中慢慢去體會。那樣的體會對於他解讀相關的文獻，也包括他收集的田野的文本的解讀都是很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