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很多學者都認同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有好的方麵，也有負麵。但是麵對全球化，中國的人類學如何麵對。那麼，在麵對的過程當中，中國的傳統文化能有什麼樣的解釋力和作用力。
何：這就促使我們注意到利弊兩個方麵，很多問題要從兩個方麵來看。
徐：我還是想聽聽你的想法。人類學在麵對世界的時候，中國文化傳統，起到什麼樣的行動作用和解釋作用。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在要應該回歸到人類學。在中國，人類學本來就很邊緣，但你可以看到最近很多人類學的價值取向逐漸成為流行的用語。比如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這些為什麼能流行起來，雖然沒有說和人類學有關，但起碼在作為指導高層的決策。有學者認為，十七大的精神和理論的支撐若由人類學家來傳達可能會更好。支撐十七大理論基本的東西實際上是人類學的東西。若再無限製地發展，一再強調GDP作為考核政績，這個社會就難以為繼。
何：人類學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現實問題，但人類學不是抽象地回答。十七大報告主要是用哲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概括的，相當宏觀。人類學可能提供了一些素材，做基礎性的工作。所謂“人類學工作者”的人，不管是自稱還是他稱，絕大多數是做具體工作的，而不是從事高瞻遠矚的理論概括。我們的本事就是做微觀調查，把研究樣本吃透，搞“多點式”的調查，搶救材料，鍥而不舍地研究，把樣本解釋透，描述好，進行跨文化比較，在比較和對話中引出結論，從而呈現出一點宏觀色彩。我們所受訓的學科沒有給我們提出向國家高層提供決策的任務。中國的情況如此，西方何嚐不是這樣。“九一一”發生的時候我正在美國一所大學訪問。一天早晨，跟我相處很好的一位名叫阿瑟的老教授（印度研究專家）跑到我的辦公室，說他得到五角大樓的召見。我看見他心情激動的樣子，心裏明白這類事情是不多的。美國各級權力機構雖然有時也谘詢人類學家，那主要是在一些涉及到文化、民族等具體問題上，而在國內、國際大事上，谘詢最多的依然是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律學家、將軍等人物。人類學工作者應該有自知之明，我們提供的決策是很具體的，不是綱領性的。我們的作用主要是在這個層次上，我們最有原創性的作品就是調查報告和民族誌，基於微觀研究的特點，我們寫的東西能夠做到客觀、全麵、公允、並且有鮮活的案例，完全可以升華為理論。人類學的理論沒有社會學那麼多，也沒有那麼抽象。不是創造不出來，而是沒有這個必要。試想，人類學的研究集中在小型社區，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相對的，個案無窮多，研究者經常是單兵作業，我們的理論已經夠用了。其實，許多標榜“新”的理論，把它搞透，才會發出“唉呀”的感歎，原來它們隻不過“新”那麼一點，很多方麵並不“新”，甚至比“舊”的還差。我認為人類學的定位就是這樣，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徐：這是個解釋的問題。
張應強（以下簡稱張）：我們還是應該主要著眼於小地方的課題，田野的這套方法決定了隻能這樣子去做。不過，小地方可以看到大的問題。雖然我還是在做村落，但是村落還是和外界有很多的網絡關係。比如在我近年所關注的清水江流域，就不難看到，木材經濟的發展確實受到世界貿易的影響——其交易是由白銀來完成的，而白銀主要是從美洲來的，中國產銀很少，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過程。隻是這樣一個很大的過程有一個問題，有太多銀子跑到東方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流向黔東南，並且在這裏沉澱下來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黔東南民間有很多“傳統”的銀飾。這跟出賣木材之後得到的銀兩有很大關係。可以說，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銀子是為了適應文化禮儀的需要，從而成為了女人的頭飾和飾品。所以，看到這些小地方的一些文化現象及相關問題，馬上就會想到明清國際貿易對它的影響。另外，到了清代之後，還有一個國內長途貿易問題，當時應該發展起一整套的市場機製。這種機製不一定會產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可能有它另外的一套邏輯。還有一些其它方麵的問題，也可以讓我們想到這個地區和全國和全世界的聯係。比如，在有些地區，山區種植的農作物，實際上也是在特定時期中國和國際往來的結果。當然，當地民眾未必能夠意識到了，但他們還是自覺不自覺的參與到這些作物傳播的這個過程中去。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做一些很具體的研究，還是很有價值的。我認為，在什麼前提下有一些獨創性的概念可以被提煉出來，可能還需要一個積累的過程。特別是所做的研究是不是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對話點，這很重要，因為對話的過程也是個理論積累的過程。或許這樣的積累可以弄出一套理論，在中國人類學的領域裏比較富有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