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材料來自田野。我們期望對地方社會有個比較深的了解，需要田野的時間比較有保障，比如我們係裏一般博士必須有半年以上、碩士至少也要兩三個月的田野調查。我覺得，對一個地方的深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僅僅收集到那個地方的文獻資料，實際上你對那個地方未必就了解了。說得極端點，對那裏的人怎樣去想問題，他們怎麼樣去表達自己的感情等等，這些方麵了解不夠的話，你就不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理論框架來解釋你的材料。我們應當從地方社會的本身的脈絡去找到一些東西。有很多的理論隻有基於田野材料才能講出來，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和人家對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發明一種理論。所以，剛才何老師提到的南北差別對中國的人類學還是有一定的影響。我們還是要更多地強調田野，其實強調田野有徐老師所說的意義在裏麵：能不能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去討論人類學的問題？因為中國太複雜了，每一個地方與別的地方都太不同了。如果你對一個地方的了解停留在表麵的話，那麼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很牽強去找到一個理論來作為一個重複論證。最後，要麼證明人家是對的，要麼證明人家是錯的，其實這是最簡單的工作。任何理論，你要說它不完善太容易，關鍵是在說它不完善的時候，你有沒有可能基於田野的經驗去完善這個理論。我們在訓練學生的時候也比較強調這一點。在學生開題的時候，我們會看其最基本的出發點有沒有問題。
徐：兩位都講到了人類學基本的方法。在中國，南派在方法是有些局限。我覺得，人類學不是從理論出發的，我讚成何老師的觀點。但是，人類學通過自己的調查，做得很成熟的時候都會有理論出來，不然我們不可能得出文化是進化的。當時，在提出文化是進化的這個理論的時候是個很大的進步。這種理論指導了很多對當時世界的思考。後來，講了文化是傳播的，那當然是在他的田野的基礎上對古典進化論的批判，再出現傳播論。現在在研究傳媒人類學的當中，可能就不能回避傳播論這些理論的關照。應用人類學就是不斷在自己的田野實踐當中來回應前麵的理論，所以發展到現在，就出現了現代、後現代、解釋的、象征的東西。但是，我感覺西方的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在西方的材料中提練出來的，這對於我們有很多的啟發。我們也將它們作為工具去使用、或者是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或者是作為理論關照，很多的田野都是從這裏來考慮的，尤其是有些比較傳統的，比如功能的、文化變遷係列等等。我想進一步討論另外一方麵，即人類學是西方理論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社會中提練出來的。西方的學者對他們的傳統的理論提練和升華。那麼，我們不否認人類的重要性和學術價值，我們一直在使用它。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既然西方的學者也在批判西方中心論的情況下，我們又感受到了西方的人類學理論對世界要作一些解釋也是很困難，也有困惑的地方，就包括恐怖和反恐怖的問題。我在思考，中國的學者在追求本土化的道路上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拐點，就是追求中國話語？能不能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在田野的基礎上提練？這個田野是不是還可寬廣一點？一個就是我們傳統的社區性的田野，第二個就是曆史文獻的田野。中國五千年浩如煙海的曆史文獻，它是前人對這些問題的總結。
何：我覺得曆史文獻不能算田野素材，隻能算文本。從廣義來說，田野可以看成文本。在文本這個層次，我們可以說田野文本和文獻文本。從狹義來說，曆史文獻就是曆史文獻，而田野是去做調查，可以在檔案館裏查資料，也可以在城市、鄉村裏跑，這些是田野調查的不同形式，但是田野主要參與觀察，是讀無字之書，相當於一種文本。做田野工作的人自己就在文本中，不是什麼都去問，而是去看，去參與。依靠這樣的途徑獲得的材料比詢問得來的材料要真實。借用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的話：“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親口嚐一嚐”。在田野工作中收集到的一些現成文字，比如說族譜，從鄉村返回到縣城，在檔案館、方誌辦等部門找的文字材料，這些和參與觀察得到的素材相比，是田野過程中的兩種文本。
徐：你的觀點，我不完全讚成。有一本書《走進曆史的田野》，作為曆史人類學，大家也能接受。從文本角度本身來講，它是個文本，書寫的是文化；從另外一角度來說，曆史文獻也是一種田野。在我認識的人類學的本土化的過程當中，一個是對中國現實社會的田野調查，一個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文獻的調查，兩者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