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有時候不是建構新理論、新的方法，而是對舊理論和方法的重新評價和審視。全球化的風雨使我們對傳播論產生新的認識，我在教研過程中深有體會。傳播論過去在中國的評價是不高的，盡管我們知道99%的文化是傳播來的，獨立發明相當稀少，但是我們對這個模型的研究是不夠的。德奧是傳播論的故鄉，蔡元培、陶雲逵、俞頌華等前輩在那裏學習人類學，為什麼傳播論在中國沒有得到傳播，南派重視曆史，內涵傳播論的內容，北派為什麼排斥傳播論，研究中國民族學史的學者應該回答這個問題。講到全球化，我們能不能反思傳播論在中國沒有得到傳播的現象，可否總結出幾條積極的經驗。
張：其實，我們不是做了很多，而是做得不夠，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一個國外的學者曾表達過一個看法，似乎很隨意在說，但還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們改革開放之後差不多回到了十八世紀。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改革，其實回到一種傳統，使得十八世紀已有的一些社會機製重新被喚醒、被激發出來。所以，我們現在具體去研究一個地方、或者去關注一下跟曆史有關的東西，對於我們認識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我相信他的說法還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們去到任何一個地方做調查，都可以看到，他們不是很被動的去適應，而是很主動、很積極得麵對外來的各種各樣的影響。我相信他們原來的某些社會結構及社會機製，其實還是如同功能主義通常解釋的那樣，對社會的和諧還是有很大的幫助的。當有外來的東西促使他們改變的時候，他們會積極的去應對去改變，這樣新的社會機製就出來了，包括適應市場的一套規矩，大家就會因此而重新調整村落內部的關係。這都是我們可以在田野裏看到的，區域社會在變，結構在變，各種機製在變，而有些機製會一直待續到今天。這是我們做田野的時候能感覺得到的。我們經常會對戲劇性的，特別是對那些衝突的事件感興趣，因為有很多故事、人物很活躍，特別是宗族之間有大的衝突的時候，我們馬上會想到可以做很多梳理和解釋的工作。這種衝突當然也是時常存在的，我們比較多的去關心這一點也沒有問題，至少可以喚起我們的思考為什麼內部衝突如此之大，社會卻沒有崩潰，其實還是某個或某些機製在維護著。國外有學者解釋說：這種衝突是個安全閥。沒有這種衝突，這個社會會解體，會崩潰。所以，他的這種解釋也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若你認為他的說法比較牽強，那你可以和他對話。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的差別這麼大，隻要找到比較好的對話點，還是可以對已經有的人類學理論有所推進的。所以，我們的研究還沒有積累到了可以去更多地提出理論的時候。我覺得還是需要更多地從個案的研究裏麵，找到真正可以去對話的點。
何：我想借機探討一下本土化過程當中，中國南北的差別。南派和北派雖然不存在了，但是傳統還在。我指導的幾個博士研究生去年跟我去金沙江做調查。我幫他們各找一個樣點，他們自己也找一兩個，然後分開作業。回到廣州，開會交流。一個學生彙報說，他從鄉下返回成都，途中在康定碰到北京的博士研究生，該生在替他老師做課題，攜夫人一路到政府、當地院校索取資料。我那個學生講起這件事情時有些不大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南北學者研究的差異造成的。北方有些院校民族學專業的學生，從未接受過田野實習，因為沒有經費。畢業論文完全根據文獻，“天下文章一大抄”。我覺得，中山大學人類學的學風比較實在，好象曆史學工作者一樣，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虛的免談。我們培養學生壓力很大，除了課堂上要教給學生人類學四分支（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考古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的知識以外，還要給學生安排一些到野外做調查或者發掘的機會。南方和北方的學生麵對同樣的熱點問題時，反應的快慢和方式常有差別。我們從文章也可以看得出來，當然，談到文章就不僅是學生了。北方的文章多，這和北方刊物多不無關係。現在的文章，以親身的田野資料寫成的原創性文章少，完全從文獻來轉述、解釋（再解釋）的文章汗牛充棟。就我個人來說，我寫文章是很快的。但總覺得應該多思考、多跑路。紮實的田野調查費力費時，材料不是垂手可得的，需要主動地、積極地去找，要跟人溝通。找材料的經曆很難捱，不如在書齋裏消化材料舒適。消化的過程中，稍微加入一點自己的東西就弄出文章了。所以，南派的傳統還是不好做的。麵對全球化的挑戰，這個傳統不能丟。沒有材料，如何來建構好的文本。人類學主要靠民族誌起家，而寫民族誌，必須先得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