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隨著國內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地方格局發生了改變。三岩原是無政府的社會，猶如川滇邊境大小涼山獨立倮倮。在趙爾豐征剿之前，三岩從未臣服中央王朝，也不向西藏地方政府進貢，反倒把達賴喇嘛的馬幫搶了。由於內部沒有出現強權，各家支、帕措打來打去，互相製衡，沒有形成整合。這些曆史情景使我不由想起伊文斯—普裏查德，愛德蒙·利奇的模型。研究者不滿足於傳統理論，力圖引入一些新理論解釋現象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文化人類學和曆史學的結合，比和語言學的結合來得美妙。我的思考，至今未有結果。徐老師一席話縱橫捭闔，涉及諸多宏大問題，令人服膺。我的思維跨度沒有徐老師那麼大。我學哲學時，總感覺哲學有空洞的毛病，什麼都能聯係，卻什麼都不能解決。我選擇民族學，偏愛田野工作，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避免空泛其論的弱點。作為一個田野調查員，我隻會微觀社會，為了分析透徹，才學著給小型社會找一個背景，這個背景可能是地方曆史的；也可能更大——是地區的或者國家的，至多如此，如果要在國家背景中再給出一個世界背景，雖然有必要，但覺得中間環節太多，我們更需要直接原因，而非間接原因。
徐：我為什麼從宏觀的角度講呢？正因為人類學一直做的都是比較微觀的，關照微觀社區，這種關照若離開了大的世界背景，就會犯下方向性的錯誤。我剛才講的要宏觀一點，關照宏觀社會是為了更好的關注微觀的社會。
何：當我們把認識焦點集中在一個社區（一個自然村，或者由幾個自然村構成的村落，乃至由幾個村落形成的鄉鎮）時，看到的確實隻是個有限的空間，絕不會想到一個無限的、大尺度的空間，但是要將這個社區與周邊環境的互動關係講清楚，倘若沒有大的背景知識，可能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也無法和外國人的研究對話。我兩次去外麵找材料，這些材料和我的教學研究有關，敘述了南亞、安第斯山區等與青藏高原類似的環境，當地人也都卷入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我們應該注意什麼呢？我們是教書與研究一身二任的，如果隻會照本宣科，講人家的，沒有什麼意思。也不能吸引學生。所以講課要適度插入自己的東西。我們除了自己做調查，還要教學生怎麼做。在田野工作中，言傳與身教水乳交融。我們人類學係的教師每年要帶本科生去實習，有的人還要帶研究生去選點。在帶研究生的場合，我們一般不會死板地告訴他們該做的具體事項，比如，生活作風，與人溝通、安全防範、燒火做飯、野外生存，筆記畫圖、攝影錄音，整理寫作等等。這些都是技術層麵的問題。我們一般不會多費唇舌。學生在旁邊看，跟著做，自然掌握了。除非懶惰，或者悟性不高。要是後者倒沒關係，適時詢問，用心學習，沒有學不會的。要是前者，肯定要挨批評，我們也會耐心做思想工作，弄清原委，對症下藥。但是，對於滲透在技術裏麵的方法論和理論，不是一看便懂的，我們要仔細講解。學生經曆過一次田野，日後就會獨立操作了。學生心裏有一杆秤，他們也在衡量教師，至少是在兩個方麵衡量：一是這個老師是否負責，包括耐心、責任心、愛心，教學方法，公平度等等；一是這個老師是否有科研成果，包括經驗、經曆、學術視野等。這兩點可以用“師德和水平”來概括。施教的時候，老師講，學生聽，他們心裏是有評價的。因材施教，不能光講別人，還得講自己；不能光講外國，還得講中國，不能光講外校外係，還得講本校本係。想辦法打開闊學生的眼界，所以，學術的時代潮流是回避不了的。因此，人類學的教學研究在內容上就有一個全球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