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國強（以下簡稱何）：本人跟黃淑娉老師讀博士研究生以前，受過7年哲學的科班訓練，又在大學從事過幾年政治學的教學研究。哲學、政治學皆屬社會科學，而人類學既是人文科學，也具有社會科學的成份。我感覺到自己的知識儲備生活經曆在人類學領域發展比較適合，人類學同樣需要我這種知識結構的人。盡管1987年我曾經跟一位人類學研究生到昆明市西郊觀音山白族鄉和寧蒗縣永寧區做過調查，當時我就認識到需要係統地學習人類學。正式踏入人類學殿堂以後，我的第一個研究對象是廣東省的客家農民。期間我接觸到瑤、佘等南方少數民族，不過重點仍然是客家，直到完成《廣東客家生計模式》一書。從此，我轉到少數民族研究。我做了一些田野工作，調查區域主要是在農村，從青藏高原到萬山群島。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碰到了徐老師剛才說的全球化、地方化這樣的問題。比如，客家人是個比較重遷徙的族體，自他們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帶形成之後，粵東北的客家人逐漸向外遷徙，擴展到廣東全省，後來又走向東南亞，乃至美洲。這是廣東客家人全球化的一個縮影。目前我的調查點主要分布在三江並流地區，名為“三江”，其實包括四條江：在東經98°至東經100°30"，北緯25°30"至北緯29°之間，自西向東並列著擔當力卡山、獨龍江、高黎貢山、怒江、怒山、瀾滄江、雲嶺、金沙江等幾組山群和深穀，這個區域有七八個世居民族。他們以前是很封閉的，現在或多或少碰到了全球化的問題。去年我在川藏邊境一個鄉村小賣部，看見藏族孩子喝“紅牛”牌飲料，6元一罐，喝了一罐又一罐；又見一個藏族漢子若無其事地掏出一迭紅色鈔票點數，約莫一百張。我瞪大眼睛，可想而知當時的吃驚樣子，因為即使在廣州，一般人也不會隨身攜帶這麼多現金，而且不會那麼張揚。那個地方商品經濟不發達，居然有這麼高的消費能力，說到底，就是卷入世界市場，蟲草、菌子的價格大幅度攀升，當地人付出與過去相等的勞動，獲得比過去多七八倍的收益。資源的爭奪現象嚴峻了，社會治安出現了很多問題，以前，羊肚子菌、鬆茸等蘑菇不值一錢，滿山都是，近幾年的收購價徘徊在每公斤40-60元左右。一邊是掠奪式的采集，一邊是資源枯竭。資源引起宗族械鬥，我們在那裏的時候，縣鄉幹部成天在做調解工作。貧困化和發展問題，是民族學工作者經常碰到的。我的終端調查點不通公路，進出必需爬山、騎馬。由於偏僻地區卷入世界市場，物價上漲很厲害，我們的經費大大縮水。幾年前雇一匹馬用一天價格是50元，現在是天價——要1千元，講價到8百元，主人再也不肯讓步。我們雇不起馬，經常走路。這倒沒關係，民族學的資料本來就是由“腳”爬山開踏進來，不是由“手”抄錄轉販出去的嘛！可見，偏僻山區的全球化困境，田野工作者也遭遇到了。我還想說一件事，時間也是去年，地點還是在川藏邊境的金沙江峽穀。一天，我們的調查組正在公路邊休息，恰巧一個藏族漢子騎摩托車經過。他停下跟我的一位學生搭話，之後騎車走，幾分鍾之後，瞧見他在遠處摔了一跤，他爬起，騎車過來，硬是賴我們，嚷著賠醫藥費和摩托車修理費。我瞅見他的眼睛是紅的，嘴裏噴出酒氣，擔心他亂來，連忙跟學生打招呼不要睬他。他的男親戚趕來了，一人拔出腰刀在我麵前擦拭，並撿起一個碗大的石頭放在腳下，說：“如果不交錢，要把我們當中一人打成那人摔傷的樣子。”我感覺到碰到了原始氏族，有一種血親複仇的影子。在鄉政府的斡旋之下，最後我們交了1千5百元，才允許離開那個地方。我獲得切膚之感：老、少、邊、窮地區的人們做夢都在想發展，在這個事件中，為了搞到錢，不惜使用了“夾壩”手段。過了幾天，我帶著一個博士研究生徙步下到金沙江峽穀，跨過阿尼吊橋，到對岸西藏自治區貢覺縣的敏都鄉去。聽說江邊的那一段山路有狗熊出沒，離1986年長江飄流隊遇難的葉巴灘不遠。這位學生以前曾在遼寧省少年體育學校田徑隊，現在身體也不錯。他背負行李爬山，掉隊了。我的背包也很沉，還帶了一個旋轉儀，幫不了他。我聽見他在山下連聲喊我，甚至傳來“救命”的呼聲。我在高處看得真切，見他沒有危險，隻不過有點孤單罷了。便回應他，鼓勵他堅持。這是高海拔地區，為了節省力氣，不能大喊大叫。白天沒有狗熊，正午時分，得讓他挺上來。身處這樣的環境，當時我確實產生一連串的想法：這種窮鄉僻壤如何全球化？全球化是否就是蟲草、野生菌幾種產品變為商品輸出？讓少數炒家操縱價格，或者是讓外麵的錢來投入教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當地的全球化要分幾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