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清職業閱讀與非職業閱讀
1949年5月26日，十六歲的桑塔格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念書，這一天她突然審視自己的生活，驚恐地發現自己差點就滑進學術生活的泥沼裏去了。她揣想那種循規蹈矩的生活軌跡：在英文係保持好成績，接著念個碩士，當上助教，找些沒人在意的冷門題目寫幾篇論文，然後“在六十歲時成為醜陋的、受人尊敬的全職教授”。她大叫“耶穌基督”，決不想過這種日子。
為何會有這番省察呢？原來，她當天在圖書館裏瀏覽英文係的論文，看到了諸如《伏爾泰作品中“你”（Tu）和“您”（Vo u s）的用法》、《費尼莫爾·庫珀的社會批評》、《布萊特·哈特在加州報刊上的作品總目（1859—1891）》之類的無聊題目，對學院生涯喪失信心。
事實上，桑塔格在學院裏還是呆了一段時間的，在哈佛當過助教，後來又到了哥倫比亞大學。1960年春季學期，她要協助雅各布·陶貝斯（Jacob Taubes）上宗教社會學的課，在她的日記裏列了不少準備買的學術著作，不知其中有多少最終購買並閱讀了。書單裏有卡爾·巴特的《教會教義學》、馬克斯·韋伯的《古代猶太教》、朔勒姆的《猶太神秘主義》、W.W.福勒的《羅馬人的宗教經驗》、A.D.懷特的《科學與基督教神學衝突史》等，也有一些跟宗教沒有密切關係的書，比如馬林諾夫斯基的《野蠻社會的性與壓抑》、M.墨雷的《西歐的女巫崇拜》。這一時期可以稱為桑塔格人生中的“哲學期”，她在哲學上最用功大約即在此時，日記裏薩特、黑格爾、康德的名字四處散落。
可是，桑塔格知道自己不喜歡幹這個，也不適合幹這個， 1960年2月29日的日記裏數說自己教書不稱職的種種不是。應該承認，她最終逃離學院生活，是明智之舉。對她而言，教書要用的書屬於職業閱讀，自己想看的書屬於非職業閱讀，我認為，她在這方麵是好惡分明的——她最愛讀的始終是文藝作品或文學評論，而不是哲學和宗教。
七、列書單與逛書店
《重生》的副題起得很對，桑塔格的日記和劄記很難區別，有時她幹脆拿日記本當備忘錄來用，上麵登記的許多書名，你常常搞不清楚是表示讀過了還是想要讀的、已買的還是未買的。
桑塔格列的書單有的很長，上麵舉的那份宗教類書單就有二十一本。多數情況下，書單裏的是她準備找來讀的書，如1961年夏天一份書單列了十一本書，法文的占了七本，包括米歇爾·萊裏斯的《人的時代》（《反對闡釋》裏有篇文章是談萊裏斯的）、喬治·巴塔耶的《色情史》、讓·瓦爾的《哲學的防衛與擴大》、胡塞爾的著作集與遺作集、羅傑·卡瓦約的《詩藝》以及《仰賴詩人們：克洛岱爾》，英文的分別是羅伯特·米歇爾斯的《性倫理》、托倫斯的《加爾文的人的觀念》、哈納克的《基督教的傳播》、布魯克斯·亞當斯的《社會革命的理論》。這份書單上隻有萊裏斯那本勾去了，編者推測桑塔格後來買了此書。盡管其他十本可能並沒讀，但多少可借此看出當時桑塔格的閱讀趣味。
書單偶爾會注上書店地址，應該是她讀了書店寄來的書目或雜誌上的廣告後隨手記下的。比如，第291頁的書單上有巴黎兩家書店的名字，一家是La Hune（我去過這家在聖日爾曼德普雷的有名書店），另一家是Librairie Plon。不過，在緊接著的一頁，1961年9月19日的日記中，桑塔格又說：“奇事發生在我身上了。我昨天想看一份圖書目錄，可是怎麼都看不下去，最後扔掉了。我開始能分別好壞良莠了！”事實上，桑塔格一直覺得自己是個特愛買書的人，盡管跟真正的藏書者比起來，她還不入流。
桑塔格喜歡逛書店，她的文章裏提到書店的地方也相當多，比如《論攝影》裏說：“對我來說，這種啟示發生在1945年7月我在聖莫尼卡一家書店偶然看到的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和達豪集中營的照片。”彼時，她十二歲。再如收入《同時》一書的《喜愛陀思妥耶夫斯基》裏說：“大約十年前，我在倫敦查令十字路一家書店門外擺著的殘破的舊平裝書堆裏翻尋時，曾碰到一本《巴登—巴登的夏日》。”這應該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日記裏關於書店的內容也不少，如《童年劄記》裏有一條記著她在洛杉磯一家叫匹克威克的舊書店買了一本舊的《文明及其不滿》，後來她在同一家書店因為偷《浮士德博士》被逮住了。這大概是她十三四歲時的事情。1960年春天的日記裏則記著牛津的Blackwell書店新書打七五折的信息。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許是1957年9月17日，在英國遊學的桑塔格進了倫敦最大、最知名的Foyles書店（我也去過），在哲學區耗了一個鍾頭，最後一無所獲，空手離開了。說到底，這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寫書給別人看的人，一種是看別人寫的書的人，桑塔格無疑屬於前麵那個陣營，雖然她有時會產生自己屬於後者的錯覺。
（原刊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9年4月12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