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桑塔格的讀書速度也不算特別快，也許隻是比一般人快而已。日記中有這樣的例子：1948年9月10日，“我在半夜兩點半讀完了這本書（引者按：指紀德《日記》第二卷），就在我得到它的同一天”；1949年3月1日，“我今天買了一本《旋律的配合》（Point Counter Point），一氣讀了六個小時，讀完了它”。按今天的版本，紀德《日記》第二卷有496頁，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旋律的配合》有612頁。我猜我們十四五歲的時候也未必不能在六個小時內讀完六百頁的小說，問題往往在於，我們缺乏那種連續六個小時讀一本嚴肅小說的熱情；套用薩特的話說，我們沒有那份“向人類的智慧發起猛烈攻擊”的衝動。
三、看了又看
在歐美學術界有一種“閱讀虛榮”，總結起來，就是“你不能讀（read）一本書，你隻能重讀（re-read）一本書”。言下之義，某本書你早就應該讀過了，假若你沒讀過，就是不夠格了。桑塔格小時侯啃文學名著，倒是預防了這一問題；依西方評論家的標準衡量，桑塔格也就是在古典學上吃一點虧，別的方麵可說是無愧色。
事實上，桑塔格的確經常“重讀一本書”，在日記中，這類記載非常多。比如，1949年8月17日，“重讀（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絕對是令人戰栗的體驗。小說帶來的那種沉重的壓抑感揮之不去”。1949年10月21日，重讀紀德的《背德者》。1950年1月9日，重讀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1950年9月11日，重讀《美麗新世界》。1950年11月17日，重讀毛姆的《自傳》。1957年1月6日，重讀紀德的《忒修斯》。1960年1月13日，重讀《安娜·卡列尼娜》。1960年12月20日，重讀康拉德的《在西方注視下》和亨利·德·蒙泰朗的小說。
如果說閱讀真有什麼不二法門的話，我想，那就是重讀了。連錢鍾書先生那樣有複印機式的記憶的人也每每重讀，中等才智的就無須說了罷。
四、讀了不是為了秀給人看
桑塔格《單一性》（收入《重點所在》）一文有一個給我留下了極深刻印象的開頭：“您最喜歡的作家是誰？許多年前一位采訪者這樣問我。——隻說一個？——對。——那就很容易回答了。莎士比亞，當然了。——啊，我萬萬想不到你會說莎士比亞！——老天，為什麼呢？——因為，你從來沒有寫過任何關於莎士比亞的文章。”
這一來一往的問答，讓我既感動又佩服，感動於桑塔格的誠懇，也佩服她的定力。桑塔格接著寫道：“有許多東西我沒有納入自己的小說和文章，其中有不少是我真心喜歡的。我沒寫它們，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對之並沒有多少真知灼見（我從未覺得關於莎士比亞自己有什麼話非說不可），或者因為我尚未獲得足夠的內心自由來談論它們。”
讀一本書，不是為了寫它、引用它，也不是為了在人前顯露我其實讀過它，這對一個批評家而言，是需要一點定力的。記得錢穆曾教導學生“讀一書，不要預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見嚴耕望《從師問學六十年》一文，收入《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這份自然灑落的態度其實是沒有幾個職業學者、職業批評家當真做得到的。桑塔格日記裏記錄過的書，許多都沒有再出現在她筆下，這雖是讀書人的本分，但同時也是了不起的。
當然，桑塔格年輕時讀過的書中也有一些是滲入其思想深處，有時會自然地反映出來的。比如她那時特別欣賞的《魔山》，對其情節的探討就出現在後來的《論攝影》（黃燦然譯本第162頁）中，而將近二十年後，在《論被翻譯》（收入《重點所在》）一文裏，桑塔格又談了《魔山》重譯本存在的問題。這是一個讀書人一以貫之的東西。
2000年的文章《作為閱讀的寫作》（收入《重點所在》）裏有一節道：“想像肥胖、虛弱的亨利·詹姆斯在蘭姆大宅一個房間裏來回踱步，向秘書口述《金碗》。且不說我們很難想像詹姆斯的晚期散文如何全部通過口授，更別說那部大約在1900年出廠的雷明頓打字機的噪音，難道我們不應假設詹姆斯重讀打印稿並作大量改動嗎？”此次讀《重生》，我發現了這部雷明頓打字機的蹤跡。1956年11月16日的日記記載了桑塔格閱讀提奧多拉·鮑桑葵（亨利·詹姆斯的女打字員）回憶錄之後的感想，其中講道：“利昂·艾德爾謂，在詹姆斯的中期文風與晚期文風之間有一斷裂，而它恰恰發生在詹姆斯不再向之前那個會速記的秘書口授，而改向B小姐口授、由她打字的那個時候。雷明頓打字機的節奏是他唯一能忍受的打字聲，在他的病床上，在他臨終時，他還叫人去拿他那部雷明頓。她為他打字。詹姆斯是在他的打字機的劈啪聲中過世的。”四十四年之後，桑塔格在文章裏用上了自己二十三歲時讀過的一本書中的內容。這就是一個讀書人一以貫之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