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奧登在《染匠的手》引言談“寫作”的部分中再次列出了兩種類型的名單，可這回，名單的對應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
愛麗絲型
蒙田
馬維爾
彭斯
奧斯丁
屠格涅夫
瓦萊裏
維吉尼亞·伍爾夫
E.M.福斯特
羅伯特·格雷夫斯
瑪貝爾型
帕斯卡
堂恩
雪萊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紀德
喬伊斯
勞倫斯
葉芝
對比1959年和1962年的版本，我們發現，除了一般的增減，跟紀德相對的柯萊特換成了瓦萊裏，跟葉芝相對的德拉梅爾換成了格雷夫斯，原來是福斯特對喬伊斯，現在兩人分別改換了對象。盡管類型組別未發生變動，可是誰能充分解釋這些更換過的配對呢？我想，奧登自己可以給出他的理由，但若讓我們來揣測，這遊戲就有點沒勁了。
在評論中，奧登反複流露出“分類癖”、“羅列癖”的征候，就是在那些本來不必或不大可能分類的地方強行分類，要麼就是條分縷析地羅列，細致得幾乎要逼人發瘋，比如在《英國人算是歐洲人嗎？》一文中，奧登開列他眼中歐洲的特征，一共列了十六條，第六條寫的是“那裏的商店星期天開門，隨便什麼時候你都可以喝上一杯”（這一點跟我本人的經驗不符，在德國，星期天開門的商店太少了），第十一條寫的是“那裏一旦離開大城市，商店就都沒了正經的包裝紙”。像這種分類、羅列，真是一種分類、一種羅列嗎？它是否更像王爾德談論蒲柏時說的那樣：“有兩種不喜歡詩的途徑：一種是不喜歡，另一種是讀蒲柏。”這種“偽分類”（姑且這麼說）的問題在於，它沒有依適當標準對特定集合進行等分和完全的分割，這種分類充其量隻是一種取樣而已，雖然在本沒有“類”的地方看出“類”來是隻有極聰明的人才做得出來的。
1956年，已經成為美國公民的奧登獲選為牛津大學任期五年的詩歌教授，這是一個榮譽性的職位，卻讓奧登倍感不安，因為他離開英國學院的知識氛圍已經夠久了，而在1939年的危急時刻他離英赴美，是被英國的知識人看作與背棄祖國無異的。無論如何，他戰戰兢兢地來到牛津，發表了他的就職演說《作詩，知詩，評斷詩》（Making，Knowing and Judging），這是最重要的奧登詩學文獻之一。在文中，奧登借用柯勒律治《文學自傳》裏的提法，對“基礎想象”（Primary Imagination）和“次級想象”（Secondary Imagination）進行了區分（又是分類！）。簡言之，“基礎想象”就是那些有關神聖之物的想象，而“次級想象有另一種屬性，處在另一個精神層麵。它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它的範疇並非神聖或世俗，而是美或醜”。在奧登自己選定的《染匠的手》中，對神聖的強調或隱或顯，不時閃現。然而，遺憾的是，奧登的這一強調沒能讓他聽起來像艾略特表達宗教情懷時那麼讓人震動，相反，這些部分反而是《染匠的手》裏最令人感覺滯悶的地方。機敏老辣的奧登一開始講莊嚴的道理似乎就不那麼迷人了。
《奧登全集：散文，第四卷》前半部分收的是散篇書評、講稿等，後半部分留給了《染匠的手》一書。我有點懷疑《染匠的手》裏麵正兒八經談莎劇、談亨利·詹姆斯、談卡夫卡的文章還有沒有人想看，但我知道，當中談閱讀、談寫作的那些格言式片斷一定會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歡迎。比如：“在與作者的關係上，多數讀者奉行雙重標準：隻要他們願意，他們想對作者不忠多少回都行，但作者卻永遠不能對讀者不忠，一回都不行。”（第457頁）再比如：“去讀就等於去翻譯，因為沒有哪兩個人的經驗是一模一樣的。不好的讀者就像不好的譯者那樣，在該意譯的時候他以辭害義，在該直譯的時候他添油加醋。要想學習如何讀得好，學識盡管可貴，卻沒直覺來得重要；有些了不起的學者其實是差勁的譯者。”（同上）再如：“對一位詩人來說，最痛苦的經驗莫過於發現一首署了他名字的劣作贏得了大眾的欣賞，被收入多個選本。他可能也知道，那詩寫得也許並不賴，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他不應寫出這種詩。”（第467頁）這些格言，總是不乏趣味，總是不乏見識，但是——怎麼說呢？我覺得它們就像是被收入多個選本的詩歌，不見得是最精彩的。被從複雜的上下文中剝離出來的有關閱讀、寫作的警句，其有效性、深刻性都是值得懷疑的。我寧願老實的讀者去讀那些看似平淡的書評，我覺得，在那些文字中，奧登的智慧與見識要可靠得多、可親得多。
或許因為我自己是個不大能鑒賞詩歌的書評人，所以，奧登對我而言，是大詩人，更是了不起的書評家。
（原刊於《天南》文學雙月刊2011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