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方麵，奧登的高論、妙論層出不窮，我完全不同意阿克羅伊德“蒼白平淡”的說法。試看他評價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談美洲原住民的那本《向易洛魁族人致歉》（Apologies to the Iroquois）：
埃德蒙·威爾遜先生是一種從來罕見、現已幾乎絕種的生物的標本：知識紈絝子（the Intellectual Dandy）。如此歸類，有點自相矛盾，因為從定義上講，紈絝子是個個不同的；他們身上的共同點就是他們跟其他人絕不相同。紈絝子既不隨波逐流，也非抗世矯俗，因為這兩者都暗含著介意一般世俗看法的意思，紈絝子才不在乎。有時候，他的見解可能會與多數人的想法重合，有時候，又跟少數派一致，但不管是在哪種情況下，重合一致都隻是偶然而已。他的興趣也是如此。判別知識紈絝子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他的作品是否變化莫測；就算你知道了他之前寫過什麼，你也無法猜到他接下來會寫什麼。……就定義而言，紈絝子是無弟子可收的：他能帶給別人的唯一影響，就是作為如何活出自己的一個榜樣。作家們形成一個所謂“威爾遜學派”，這種事是無論如何無法想象的。（第252—253頁）
奧登的精於鑒別於此顯露無遺。他不隻是總結威爾遜一個人的特點，他是從威爾遜身上抽繹出一般性的規律，然後再從這一般性的規律出發審視威爾遜的特性，這種思維方式看似得來全不費功夫，實則非在紛繁現象中千錘百煉過不可。再看那些貌似平易的句子，“他們身上的共同點就是他們跟其他人絕不相同”，“他能帶給別人的唯一影響，就是作為如何活出自己的一個榜樣”，其精煉、機智與王爾德式的理趣是相通的，簡易中自有不可移易的東西。
給評論寫評論的困難在於你無法展現其分析、深入的全過程，除非你相對完整地引用全篇文章。因此，我無意再現奧登評論展開的形式，我想談談他的思維模式，談談他的“分類癖”。
1959年秋，奧登談瑪麗安·摩爾（Marianne Moore）的詩集，稱幾年前受劉易斯·卡羅爾作品的啟發，開始將人分為“愛麗絲型”和“瑪貝爾型”兩組。為了更好地理解他這番話，我們最好重溫一下《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中的記述：
但是，要是我不是自己的話，那麼我能是誰呢，唉！這可真是個謎啊！於是她就挨個兒地去想和她相同年齡的女孩子，她是變成了她們中的哪一個了？“我敢說，我不是愛達，”愛麗絲說，“因為她是長長的卷發，而我的根本不卷。我肯定不是瑪貝爾，因為我知道各種各祥的事情，而她，哼！她什麼也不知道。而且，她是她，我是我……“我相信背錯了。”可憐的愛麗絲一邊說著，一邊又掉下了眼淚：“我一定真的成了瑪貝爾了，我得住在破房子裏，什麼玩具也沒有，還得學那麼多的功課。不行！我拿定主意了，如果我是瑪貝爾，我就呆在這井下……”
我承認這的確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我不確定我是否領會了“愛麗絲型”和“瑪貝爾型”的實質，不過，既然奧登說“解釋這兩個類型之間的差別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舉一些實例”，那就讓我們看看他1959年列出的例子吧：
愛麗絲型
蒙田
馬維爾
奧斯丁
屠格涅夫
柯萊特
E.M.福斯特
德拉梅爾
G.E.摩爾
瑪貝爾型
帕斯卡
堂恩
狄更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紀德
喬伊斯
葉芝
海德格爾
奧登解釋說，這些人能分成兩組，並非因為藝術素質有差，而是性格不同。“愛麗絲型”的人從不大驚小怪。他們也像所有人類一樣承受著痛苦，但他們是斯多噶主義者，不會聲淚俱下或是憤怒失控或是當眾脫衣。盡管他們通常是秉持嚴格道德準則的人，但他們既非布道家，亦非改革者。他們也可能表現得很尖銳（一般是以嘲諷的方式），或是很溫柔，但情感的熱烈噴發與他們無緣。而且有一條通則，盡管他們非常清楚世界上到處都有邪惡和醜陋，但他們更喜歡在良善和美好的地方生存。“愛麗絲型”的人總有顯得過於挑剔的危險，而“瑪貝爾型”的人的危險則是流於粗俗。
“愛麗絲型”和“瑪貝爾型”的區分，讓人很容易聯想起以賽亞·伯林的“狐狸”與“刺蝟”的兩分法。這類區分，從根本上講，其實是任意的，因為缺乏明確的、可經反複證實的標準來衡量，隻有在明智的奧登或伯林那裏，這一區分才顯得頗有意思、不無道理的樣子，而一旦換由那些並非精於鑒別一道的人來套用，這種區分就變得一無是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