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來，“詩人”就不是一個正當職業了，沒有誰靠寫詩維生。1962年，W. H. 奧登的第一本隨筆集，同時也是他生前自己編選的唯一一本隨筆集《染匠的手》出版，在前言一開頭，奧登寫道：“在我們的文化中存在一個可悲的事實：詩人寫詩，遠不如書寫或談論他如何寫詩來得更有錢賺。我所有詩都是因為愛寫才寫的；很自然，我寫的時候也希望能把它賣出去，隻不過對市場的預期並沒有影響到我如何寫它。可另一方麵，除了受旁人之托準備講演稿、為書籍寫導讀、寫書評等等，我從未自動自覺地寫過一行評論文字；盡管我希望我寫這些文章的時候能多少有點發自內心的喜愛，但我動筆寫這些，隻是因為我需要錢。”該如何看待這段話？是聽信奧登的說辭，認定詩人用“左手”寫出來的東西隻是為了換阿堵物，還是完全不理會他的講法，認為這不過是謙辭，而把他對眾多詩集的評價都看作他詩學觀念的充分體現？依我看，我們對此無須太認真，也不能太不認真。詩人不能餐風飲露，自然要想法子賺錢，而寫書評對文字工作者而言尚不失為一個體麵的收入來源。反過來說，縱然經濟利益是主要的著眼點，卻並不意味著就一定沒有真正的興趣或見識蘊於其間。這就像沒有哪個開店的不指望賺錢，而真心誠意對待顧客的也比比皆是。
奧登的書評寫得到底怎麼樣？我以前看英國批評家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評價奧登的《序跋集》（Forewords and Afterwords，1973年由愛德華·門德爾鬆編選出版），說T.S.艾略特縮小其批評的範圍，為的是創造出一種新傳統的特有語彙，而奧登的評論卻是個人化的、折中的，還說：“這是那種評論：初看上去有強烈的個性，但就整體的效果而言，卻蒼白平淡、沒人情味得讓人難受。”（見氏著The Collection第8頁）這種看法，有其正確的一麵，比如說，奧登的批評語言通常是相當口語化的，尤其是在他尚未觸及作品精微之處時，權且以1960年奧登為《卡瓦菲斯詩歌全集》英譯本寫的導言開頭三段為例，他寫道：
三十多年前，已故的R.M.道金斯教授把C.P.卡瓦菲斯的詩介紹給我。從那以後卡瓦菲斯的就影響了我的創作。即是說，倘若我不知道卡瓦菲斯，我寫得很多詩就會大不相同，也有可能根本就寫不出來。然而我不諳現代希臘語，因此我惟有透過英譯或法譯接觸卡瓦菲斯的詩。
這使我感到困窘，同時使我感到有點不安。我想所有寫詩的人都會有這種看法，即散文和詩的本質上的區別在於散文可以譯成另一種語言而詩則不行。我也一直持這種看法。
可是一旦某個隻能閱讀譯作的人在詩藝上受該譯作的影響成為可能，上述看法就得重新加以限定了。（《奧登全集：散文，第四卷》，愛德華·門德爾鬆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頁，以下未另說明者皆引自此書）
這種文體親切自然，總與個人的經曆或體驗相關，沒有哪個對所談論的話題感興趣的讀者會抱怨讀不懂評論者寫了什麼。但阿克羅伊德講的“就整體的效果而言”，我們沒法單舉一兩個片段加以證實或證偽，按我的理解，阿克羅伊德的意思是，與艾略特這樣意識明確、觀點激烈的詩人評論家比起來，奧登的文學觀念不夠尖銳，不成體係，也許每一句讀起來都很明智，但你很難將這些聰明的馬賽克拚貼成一幅完整深邃的大畫。
我並不覺得阿克羅伊德的判斷有道理。簡單地說，艾略特這樣的詩人批評家，在近代，可謂絕無僅有，就算是蘭德爾·賈雷爾、約瑟夫·布羅茨基，又創造出什麼“新傳統的特有語彙”了？艾略特不單是一位詩歌評論家、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化批評家，就智識關懷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奧登顯然比賈雷爾、布羅茨基更接近艾略特。
2001年，《一群讀者：奧登、雅克·巴讚、特裏林的集外文》（A Company of Readers：Uncollected Writings of W.H.Auden， Jacques Barzun， and Lionel Trilling）一書出版，書中選載了奧登、巴讚、特裏林三人從1951年開始延續十二年為“讀者訂閱圖書俱樂部”（The Readers’Subscription Book Club）和“世紀中圖書俱樂部”（The Mid-Century Book Club）兩個閱讀組織撰寫的書評。按書後所附總目，奧登從1951年到1962年為這兩個圖書俱樂部刊印的雜誌總共寫了五十五篇書評，而書中選載的隻有十五篇而已。自從讀了這本書，我就不免朝思暮想，眼饞那些未入選的篇什。終於，被我等到了。2010年出版的《奧登全集：散文，第四卷》收入奧登1956年至1962年的作品，那些我以前隻見其目、未睹其文的書評終於都讀到了，快何如哉！
盡管奧登的書評以文學為主，但絕不限於文學，其中有關思想類重要著作的文章如評漢娜·阿倫特《人的狀況》、評維爾納·耶格爾（Werner Jaeger）的《教化：希臘文化的理想》（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評布魯諾·斯內爾（Bruno Snell）的《心之發現》（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後兩篇可見奧登在古希臘文史方麵浸淫之深，他古希臘文的修養也體現在對羅伯特·格雷夫斯的《伊裏亞特》譯本的評論上，他取格雷夫斯一節譯文，與另外兩種譯文對比分析，一個字一個字地掂量推敲，這一段細致的文本分析（見第262頁），對欲窺文心者來說，真是絕好的教材。音樂修養極高的奧登當然也有興致評柏遼茲、評他鍾愛的歌劇。他甚至對費雪（M. F. K. Fisher）女士的飲食文學讚不絕口，他在文章裏寫道：“對費雪夫人的原則——世界上每一種味道至少應該嚐一次——我完全讚同，可是，就算是她本人，真能麵對貝都因人的美食——一隻羊眼嗎？迄今為止，我算躲過了那一劫，可我在中國的時候曾與煮熟的大個兒龍虱遭遇，最後可憐地認輸了。”這似乎是整本書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