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教授、學者兼批評家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請我為他主編的‘現代大師’叢書寫上一本,我提了李約瑟的名字。”這是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或譯喬治·史坦納)2008年出版的新著《我沒寫的那些書》(My Unwritten Books,英國Orion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一版)第一章開頭的一句。
盡管既不懂生物學,又是漢學的門外漢,盡管自己承認這個想法有點“不負責任”,喬治·斯坦納還是為李約瑟所代表的神秘化了的中國文明所吸引。“克默德試探著向李約瑟提及我那個(魯莽的)計劃。沒想到,李約瑟的反應居然是命我速速前往。我在劍橋Caius學院他專屬的辦公室裏跟他見了麵……立即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得知自己有望披上‘現代大師’的華袞時洋溢著的那股子興奮勁兒。他那雙‘古老的、閃爍的眼睛’(ancient glittering eyes)的確是‘快意的’(gay),就像葉芝詩中描繪的東方智者那樣。他的快樂照亮了整個房間。”李約瑟似乎對斯坦納缺乏資質一事毫不介意,慷慨允諾隨時提供協助,想花多少時間采訪都行,恨不能馬上開工。不過,上世紀50年代初,斯坦納為《經濟學人》雜誌工作時采訪過一次在倫敦舉行的反對英美插手朝鮮戰爭的集會,當時李約瑟作為劍橋大學的生物學專家曾出麵作證,指有不可辯駁的證據可以證明美軍使用了細菌武器。事隔多年,斯坦納對此仍無法釋然,遂當麵向李約瑟求證。“房間裏的溫度陡然下降。李約瑟的惱怒顯而易見。那惱怒中的虛假甚至更加明顯。他沒有直接回應。據說有經驗的行家隻要用手指在高腳玻璃杯的杯沿彈上一下,就能聽出杯子有沒有細小的疵點。我聽出了李約瑟語氣中的疵點,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在他的姿態中也感覺到了。從那一刻起,雙方互信的現實前景已蕩然無存。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麵。我沒寫那本小書,不過,寫它的願望倒一直都在。”
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的《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麵紗的人》一書跟斯坦納的《我沒寫的那些書》幾乎是同時出版的,因此,不可能把這一段絕妙的插曲寫進自己的書裏了,在文思淼的書中,喬治·斯坦納是以一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評論者和崇拜者的形象一閃而過的。事實上,克默德主編的“現代大師”叢書中始終沒有出版關於李約瑟的一卷,而斯坦納為該叢書貢獻的那本小書,不叫《李約瑟》,而叫《海德格爾》(1978)。
斯坦納對中國的想象未脫東方主義的樊籬,對中國學問的了解連半吊子都算不上,好在他沒寫,假如他寫了《李約瑟》,那就真是“不負責任”了。《我沒寫的那些書》共分七章,談了七本沒有寫出來的書。其中,第四章談猶太問題,第五章談歐美各國教育製度之比較。斯坦納自己是一生“流離”的猶太人,加之在大西洋兩岸的知名大學執教多年,他談這兩個問題可謂駕輕就熟,況且他談猶太問題談了幾十年,就算沒專門出一本書,也等於是出過了。然而,另外五本書,我們慶幸他隻是這樣“懸擬”著談一談,要是真踐了夙諾、償了夙願,恐怕要引來嘲笑與譏刺。第六章談人與動物的關係,從自己養狗多年的感觸出發,倡導“老吾老以及狗之老”,這套關愛動物的濫調,從大學者口中吐出,跟小市民所樂道者,並無半點分別。第七章談政治觀念與宗教信仰,是省略號之後再加驚歎號:驚人地稀鬆平常。我看,要想獲得略帶惡意的快感,光看第二章、第三章就好。
第二章題曰Invidia,拉丁文“妒忌”是也。先講了一位罕僻的14世紀詩人Francesco Stabili,又名Cecco d’Ascoli者,據說他妒忌但丁的詩藝,自己寫了部史詩Acerba(拉丁文“酸苦”是也),後人評價,要麼說是欲效仿《神曲》而未能,要麼說是“反《神曲》之作”,不管怎麼說,詩人鬱鬱以終,湮沒無聞。斯坦納歎道:“假若但丁就在左近,空有一腔哲學熱望的史詩詩人當如何自處?莎士比亞出去吃午餐的時候,作為與他同時代的劇作家又是怎樣一番滋味?‘如果別人已經是,我又如何再是?’歌德發出過這樣的天問。”類似的感慨中國人一點都不陌生,就連相聲也調侃過所謂“既生瑜,何生亮”。讓人訝異的是,喬治·斯坦納這樣有名的評論家竟然不避嫌疑,披襟推誠,痛快曝光自己的“二流感”:“我在普林斯頓的研究院待過,在愛因斯坦和哥德爾的大樓待過,跟著又在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待過,我有幸目睹過‘真正的事件’。我曾經兩次聽到從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電話在隔壁的辦公室響起,還受邀參加過當晚的慶祝活動。我跟重要的小說家和詩人碰過麵,我采訪過理論大師、人類學大師、社會思想大師,他們影響了我們這個時代,在許多種語言中,他們的名字成了形容詞。我的幸運是無以複加的。作為教師、批評家、評論員或宣傳員,你有機會為創造者鋪路。你可以讓被阻撓或被忽視的東西更快地得到它們應得的地位。這是一種得天獨厚的條件。然而,它絕對是第二位的、輔助性的。頂多也就是個‘A-’。”斯坦納還提到,雅斯培爾斯在戰後評論海德格爾的作品時意識到,自己那些一度廣受推崇的成就終將被這位曾經的朋友兼同事的光芒所掩;馬克斯·布羅德死前也明白了,自己的名字隻會在卡夫卡的傳記和研究專著中流傳後世。這種“二流感”,是一種深深的悲哀,是一種宿命的無奈,它比“嫉妒”深沉得多,盡管它往往跟“嫉妒”混雜在一起。
2003年,喬治·斯坦納出版了《大師與門徒》(Lessons of the Masters)一書,書中就探討過師父與弟子間的張力,怨恨與羨妒自然也是其中的話題。《我沒寫的那些書》第二章,則把他對得意門生的複雜感情也寫進去了。“在我五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有四個學生,三男一女,是比我更有能力,比我更有原創性,比我更能適應危機和現代性的。其中兩位,在政治及心理的層麵上,跟我翻了臉。他們令我自己的著作受到嘲笑。還有一位,多少保持著禮貌上的恭敬。第四位用自毀行為讓滿懷期望的我受到了懲罰,這是最讓人痛苦的責難。”實際上,斯坦納在他之前的準自傳作品《勘誤表:審視後的生命》(Errata:An Examined Life,1997)中已經談過這四位弟子,他們的名字是用字母縮寫代替的,比如“我覺得M.S.有一種閃電般的優異特質……雖然他往往明顯地援用我的作品,但他卻對此隻字不提。更時髦的、更有用的學者才是他引用的對象。大學明星製及紅字印刷的 ‘天才’由此產生。他生產的著作並不完全是充分發揮能力的作品,而近來的例子更已接近失控,幾乎悲劇性地以隱晦圖利私己是尚”(此書引文皆係李根芳翻譯,下同)。這個M. S. 應該屬於“翻了臉”的兩位之一。“自毀”的是位女士,叫E. D.,斯坦納說“她信奉毛主義,在民不聊生的中國西部致力醫療服務”。“多少保持著禮貌上的恭敬”的也許是S. G.,斯坦納說:“S. G.在美國的英文研究領域嶄露頭角,在文學理論方麵掀起了一場運動。他是個絕佳的學術政治任務,善用他的策略技巧及精力而頗有建樹。他的學術創作本可以更深刻、更縝密的。他知道我的看法,而且也明白這是我對一個如此有才華的人的肯定。”憑姓名縮寫,我猜S. G.是指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格林布拉特在劍橋求學時,斯坦納是那裏的教授。後來我看到Nathan A. Scott Jr.與Ronald A. Sharp合編的《讀解喬治·斯坦納》(Reading George Steiner)一書封底上有一段格林布拉特寫的薦語,對斯坦納執弟子禮,這件事算是坐實了。
斯坦納談起門生時,語氣之“酸”(acerbic)之“苦”(bitter),讓人起反感,也讓人興太息。對許多學者來講,榮譽感就像一種無形枷鎖,在它日複一日的桎梏下,心態已經扭曲了,自己卻完全察覺不到。斯坦納這番怨懟的可歎之處在於,以他的成就,以他的地位,以他享受到的尊榮,何致斤斤於此呢?然而,學者自視,苛酷往往過於旁人,自我懷疑的障翳,有時是外界的吹噓驅不散的。
《勘誤表》出版後,論者紛紛埋怨作者對私生活的細節透露太少,《我沒寫的那些書》問世後,又有人嗔怪作者對私生活的細節透露得過了頭,這一指責主要針對的是第三章,該章題為“情欲的諸語言”(The Tongues of Eros)。
“性是用來說的,也是用來聽的”(Sex is spoken and listened to),斯坦納的這一認識引導他留意研究性愛過程中的語言表達,似乎苦於文獻不足征,他幹脆把一些親身經曆曬給大家看(聽?)了。斯坦納在《勘誤表》裏講過,他曾試圖找出自己的母語是哪種語言,可不管是催眠術、心理測驗還是受驚嚇時的應激反應,都沒法幫他確定,甚至做夢時也會說白天恰好聽到的那種語言。斯坦納的母語是德語、法語和英語三種語言,而且三種難分軒輊。此外,他的意大利語也講得很好。因此,斯坦納的豔遇也就徹底脫離了單語限製。他描寫德國的一夜情:“傾盆大雨逼我們進了附近的一家旅館。為了甩脫她那身濕透的內衣而做的扭纏,既笨拙,又有舞蹈感。她堅持說,無論地點還是情境她都遠非習慣(且不管事實是否如此罷)。‘我是我嗎?你是你嗎?’她的這個問題,盡管肯定是自發自覺的,卻又似乎直接源自費希特對自我之消逝的沉思。用德語做愛,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