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幾個譬喻講得精彩——比如“用意大利語做愛，就會知道有些日子是有二十五個小時的”；再如“在巴黎的那夜，當我進入C.的身體，我聽到了‘自由’本身那輕柔卻如流星般疾速的聲音”——類似的私人感受還是珍藏在自己心底為好。斯坦納聲稱是為了保護隱私的理由才沒有進行這一領先性的研究，他在該章的末尾寫道：“不謹慎也得有個限度才行。”老實講，他可能已經越過那個限度了。
《我沒寫過的那些書》得到的評價似乎比《勘誤表》好，為什麼？我猜是因為讀者樂見一個放開了的斯坦納。放開了，心中的魔鬼和天使都出來了。
讀英美書評人談斯坦納的文章，有兩個形容詞最常見，一個是polymath，一個是erudite，意思相近，都是“博學”。“博學”者，有在一個領域裏博和在許多領域裏都博這兩層含義，而在這兩個層次上，斯坦納都算博學了，他貿然要替李約瑟立傳，也是他不滿足於自己的知識疆域的表現。文學是他的本行自不待言，哲學、神學、史學、人類學、語言學……他都不陌生。那本《巴別塔之後》（After Babel，1975，中文節譯本名為《通天塔》）則開創了翻譯研究領域，雖然斯坦納總抱怨後來搞翻譯理論的人數典忘祖，對他這位開山的祖師爺敬意不足。他寫的《海德格爾》小冊子，盡管重點放在了《存在與時間》上頭，對晚期海德格爾視而不見，但文本解析之透辟，在哲學圈裏還真難找到匹敵者。要說中國的哪位學者跟他路數相近，那隻有錢鍾書先生了：兩位都是polyglot（操多種語言者）加polymath（博學者）。
然而，在英美評論界，也有很多人不買斯坦納的賬。我僅舉兩則“酷評”為例，評論的作者都是名家。
2001年，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在英國《星期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上評喬治·斯坦納《造物的文法》（Grammars of Creation）一書，他說：“斯坦納的書就像亨利·摩爾的雕塑一樣，一望即知。博涉多種語言，精致、高調的修辭手法，哀婉的情緒，大師般的口吻。斯坦納最喜歡的方式就是質問，這往往意味著他提出的問題不管是他本人還是別的什麼人都不會知道答案……他貌乎知道一切，從音樂到數學，從核物理到否定神學。不過，‘知道’可是個模棱兩可的詞。在斯坦納的著作中，他常常像在薄冰上起舞，他穿的那身令人生畏的博學外套盡管夠厚，但可能禁不起太過執著的探究……斯坦納的文化指涉範圍是驚人的。隨便在這本書找一頁，他就會莊嚴地提及荷馬、福樓拜、莫紮特、塞萬提斯、拉封丹、埃斯庫羅斯、狄更斯、托馬斯·曼、普魯斯特、喬叟和莫裏哀的名字。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想象最大膽的思想家之一，隻不過通常‘膽大’多過‘心細’……”（該文後收入伊格爾頓的Figures of Dissent一書。）
2004年，約瑟夫·艾潑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國《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上評《大師與門徒》一書，副標題是入骨的諷刺——“喬治·斯坦納的偽深刻”。艾潑斯坦寫道：“之所以說斯坦納不是更有力、更有價值的批評家，是因為他缺乏原創性。他總是處理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獻，最常寫的又是些這個作家關於那個作家說了什麼的文章。他特別喜歡跨越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地確定文學及哲學上影響的來源，而這種事總是可疑的……在斯坦納的文字中，他時而說這個‘刻意賣弄’，時而說那個‘故作鏗鏘’，可是，去掉了‘刻意賣弄’和‘故作鏗鏘’，斯坦納的文字就什麼都不剩了，他自己也將無所作為。幾乎他寫下的每個句子裏都會有書名、作者名、某某‘主義’、某某‘學’、外來語和一大堆引號。”
從某種意義上說，伊格爾頓和艾潑斯坦對斯坦納的批評都是有的放矢的。他們的糾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重合的，比如都談到了虛飾造作的文筆和“亂丟名字”（name-dropping）的惡習。伊格爾頓暗示了斯坦納的博學可能是靠不住的，是禁不起推敲的，艾潑斯坦則強調斯坦納缺乏原創性。這些質疑都有道理，斯坦納本人也在《我沒寫的那些書》裏哀歎過自己原創力的欠缺。問題是，在這類判斷上，常常有思想習慣與美學追求的對立。比方說，錢鍾書的文章，喜歡的人就讚是富麗，不喜歡的人可能就覺得造作，中意的說是淵博，不中意的則斥為炫耀。要講道理是講得出來的，可這道理是不是能讓兩者皆信服，那就是另一碼事了。
在博學有沒有必要的問題上，很多人的觀點可能都有些拘泥了。我自己傾向於這樣看：博學者的博學應該被看成是受了我們的委托的，也就是說，我們沒時間、沒精力、沒本事去博學了，我們就把這一知識工作委托給他，讓他替我們博學。我們滿足於他向我們彙報博學的結果就夠了。這就是知識分工的現實，這就是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中國的集部浩如煙海，我們委托錢鍾書去看，我們再看他的《談藝錄》或《容安館劄記》就好了。從構建“節約型社會”的角度講，這種委托是必要的，也是現實的。斯坦納的情形亦是如此。既然他懂英、法、德、意、拉丁、希臘諸語言，我們就派他去收集相關情報嘛，這是好的。至於伊格爾頓對博學者的深度和準確度的挑剔，我是這麼看：能深入，能精準，那當然再好也沒有了，可是博學者的主要任務是博，以深入和精準的指標來要求他，就像說豬既得長得肥（因為我們希望它分量重），又得長得瘦（因為我們希望它瘦肉多），就有點過於理想化了。博的任務由博學者來完成，精深的任務讓精深者去努力，這樣一來，知識的大同或可期矣。
像艾潑斯坦那樣要取消書評人引書名、人名、引語的權利，打擊麵未免過大。評論家的職責，往往就是向讀者報告“這個作家關於那個作家說了什麼”，假如他的報告準確、精煉，甚至能見人所未見，那麼他做的就是有價值的，沒有什麼可鄙薄的。讓書評人不引書名，等於讓麵包師傅別碰麵粉，恐怕是精神潔癖的征候。
1998年，斯各特·麥克裏米（Scott McLemee）在Salon網站上評《勘誤表》一書，曾在開篇寫道：“在當代文學批評家最出色的文集中，有一本是收錄了喬治·斯坦納在過去三十年間為《紐約客》雜誌寫的作品的。它收入大概兩百篇文章：（主要是歐洲的）文學與哲學的小論文，是在斯坦納撰寫他那些關於悲劇、語言學、國際象棋、荷馬、希特勒、海德格爾等等的著作之餘完成的。我應該提一下書的名字，不過，有個小問題：它並不存在。假若你肯多點耐心，花點時間，你就可以在圖書館裏、在複印機旁得到那本書。”現在好了，那本書已經有了，書的名字叫《喬治·斯坦納〈紐約客〉文選》（George Steiner at New Yorker，美國New Directions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遺憾的是，書中隻選入了二十八篇文章，而且據編者羅伯特·鮑爾斯整理的附錄——“斯坦納《紐約客》文章全目”，斯坦納在《紐約客》發表文章的總數既非麥克裏米所說的兩百篇左右，也非斯坦納自己在《勘誤表》裏提及的一百五十篇左右，而是隻有約一百三十篇。不過，一個令我震動的事實是，從斯坦納在《紐約客》發表第一篇文章的1966年起，一直到他停止供稿的1997年，每一年都有他的文字刊出，三十二年未間斷，所謂“文化奇跡”，也不過如此罷。
我常覺得，是更多地從積極的方麵看喬治·斯坦納，還是更多地從消極的方麵看，往往取決於讀者是什麼時候第一次接觸到他的著作以及第一次接觸到的是哪一部著作。李歐梵先生反複講他對斯坦納《語言與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 1967）一書有多推崇，比如說：“在此書中，他處處反思歐洲文化經曆納粹浩劫後的反響，令我深深感動。我再三咀嚼此書中的篇章，甚至學習斯坦納的英文文體。”（《〈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總序》）這可能與李先生是在上世紀60年代讀到該書的有關。斯坦納早期的幾本集子，像《語言與沉默》，像《疆界之外》（Extraterritorial，1971），特別精悍，沒有後來的那種冗遝感。假如讀者一上來讀的就是《勘誤表》或《大師與門徒》，也許沒法喜歡上他，因為這兩部寫得的確有些三心二意。
《喬治·斯坦納〈紐約客〉文選》裏有幾篇文章，我以前讀《疆界之外》時已經讀過，如談喬姆斯基、談貝克特、談博爾赫斯以及談國際象棋的幾篇，所以我說，這位編者不會選：好不容易得此機會，當然要挑一些讀者更難收集到的；若是我操選政，可能會選談維柯的、談貢布裏希的、談阿爾杜塞的、談福柯的，而不選談索爾仁尼琴的、談奧威爾的那些。最理想的，當然是全數收錄，印成密密麻麻的兩大厚本，每本七八百頁，讀起來多過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