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文本的這種解讀合乎情理嗎？首先，彭啟豐並不屬於與袁枚關係最密切的文學集團，何以袁子才身邊的人都沒揭示所謂“虛構性”，隻有他提到了呢？他是怎麼知道“虛構性”此一事實的呢？這是一個絕大的疑問。其次，我們留意上引那段話的文氣，尤其是“然則”兩個字，它是承上啟下的，故事不可重舉，怎麼就能推導出畫是虛構的這一結論來呢？彭啟豐強調的其實是，他本人沒能參加這次雅集，而沈德潛又死了，所以這次雅集就變得獨一無二、無法再現了，“然則”（因此），這張畫也就如水中月、空中花一樣，呈現出來的是不可再去追尋的東西。第三，作者對“初”字的理解似有誤。“初”不是指“從一開始”，“初無”是“一點都沒有”的意思。如《北史·列傳第七十六》：“禽蟲之跡，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再如《資治通鑒·梁紀四》：“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上述例子裏的“初無”若不做“一點都沒有”解，就解不通了。彭啟豐這裏說的是，欲求其實體，卻一點都不存在。
從這樣一段疑竇叢生的文字中得到的“虛構性”結論，我認為是不甚可靠的。前麵曾提到過，作者認為阿瑟·威利將隨園雅集的時間確定為乾隆二十九年（1764）隻是一種“推測罷了”（中譯本《袁枚》中，關於雅集時間的那一句剛好漏譯了。該譯本錯漏百出。請參考阿瑟·威利英文原著第172頁），我同意這一看法。不過，作者既認為《隨園雅集圖》是“虛構”，當然也就不會去追究這幅畫創作的時間。實際上，袁子才在《吳省曾墓誌銘》中明確地說：“（吳省曾）為餘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愨公（沈德潛）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謦咳宛然。”《續同人集》收入陳熙《喜隨園夫子臨蒞淮浦》詩，詩注也說：“餘年十七，公畫入《隨園雅集圖》。”這就是說，畫上畫的是沈德潛九十歲出頭、陳熙十七歲時的光景。沈德潛《甲申除夕》詩有“此身剩有筋皮骨，明日居然九十三”之句，則1765年（乙酉）他九十三歲，倒推三年，1762年他九十歲。1762年春，乾隆下江南，沈德潛和袁枚皆前往迎駕，這段時間前後，他們在隨園聚會並不是不可能的。
從常理上講，假設袁子才倩人畫《隨園雅集圖》意在標榜、存心“虛構”，那麼，他完全可以讓畫師再多畫上幾個名流，為何隻畫了五個人，其中還有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我這樣講，並非要否定此畫有“虛構”的可能性——事實上，中國畫缺乏寫實傳統，與實際情形稍有差池，簡直理所當然——隻是想強調，要“明確它的虛構性”需有強有力的積極證據，而且要從反麵評估其“非虛構”的可能性。
3.袁子才是否不嗜好音樂？
作者在分析《隨園雅集圖》時提出：“主人袁枚……麵前擺著一張琴，這個畫麵未必就是當時雅集的實際情景。……至少袁枚是個不擅長音樂的人。”（第189頁）接著就引《隨園軼事》：“先生不喜歌曲，故姬侍雖多，無有以歌曲傳者。”於是，作者得出結論說：“說明袁枚本人並不嗜好音樂。”
前麵已經提到，《隨園軼事》未必可靠，就算假設這條材料是可靠的，從“不喜歌曲”便得出袁子才“不嗜好音樂”的結論，不也是很奇怪的嗎？歌曲隻是音樂的一種，與古琴比起來，還是古代音樂中較庸俗的一種。袁子才不喜歡聽姬侍唱曲，跟他喜不喜歡古琴，並沒有必然的聯係。
上麵還隻是從邏輯上推理，現在讓我們看看事實的依據：《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六有兩首連續的詩，詩題分別是《隱仙庵聽卓道人彈琴……》、《次日招似村公子聽琴……》，這裏的“似村公子”就是慶蘭。事情很清楚，袁子才是愛聽琴的，一日聽不足，次日還把友人找來一起聽。這般愛好，還能說是“不嗜好音樂”嗎？於不疑處生疑，顯然又是因為“虛構性”的判斷橫亙在胸，先入為主了。
作者理論化的努力著實令人擊賞，不過，若沒有堅實的文獻基礎，理論就有可能跟實證拗成兩截，接不起來。袁子才是個複雜的人，欲得其真相，殊非易事，從心理的角度是如此，從社會的角度亦然。當年，陳世驤先生在《亞洲研究學報》上給阿瑟·威利的《袁枚》寫書評（見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0年2月號），開篇即說：外國人寫中國的題材，常謙抑地引《聖經》上那句：Through a glass， darkly（照鏡子，模模糊糊）。其實，中國人又能有多少優勢呢？與其對前輩學人的論說提出辯駁，不如先把基本的事實搞搞清楚來得更穩妥些。
（原刊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8年8月2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