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理論上花的工夫，如果能多少勻一點在文獻上，也許著作就更完美了。作者征引文獻，不大注重辨析材料的可信度，比如多次據蔣敦複《隨園軼事》立論，可是蔣不曾親炙袁子才，他編纂的這本書中不少材料的真實性是成問題的。書後附錄“袁枚的交遊網絡（數據庫）”本來有希望成為學者查考的便利資料，但經檢視，這個“數據庫”不僅有大量錯漏，即便是已收入的數據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基本上沒有什麼參考價值。試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書中第二章《造訪隨園的人們》曾列出江寧布政使高晉（第103頁），可是“數據庫”裏卻找不到他的名字。作者自己特意提及的人物都不在“數據庫”裏，更不要說別的人了：《小倉山房詩集》裏常出現的“香樹尚書”錢陳群，“數據庫”裏也沒有。第304頁的“數據庫”圖表，有一個“高景蕃”，隔了十三行，又出現一個“高景藩”，他們都號“怡園”，祖籍都是“浙江杭州”，且都是“雍正二年進士”，明顯是同一個人卻被分列兩處，官職居然還不同。收入“數據庫”的人名，其後附列“出處”，指出現在《袁枚全集》中何處，這一“出處”數據往往是不完整的，比如鼇圖的“出處”列了兩個，其實他在《隨園詩話》卷三第七十八條還出現過，“數據庫”未列；袁子才的外甥陸建是跟子才關係密切的人，“數據庫”裏也隻列了兩個“出處”，實則《隨園詩話》卷十第三十五條中也有陸建，卻失收。至於作者寫出“袁枚總是能言出一般人的意表之外”（第177頁）這樣的句子，則不由得聯想起魯迅先生的那篇《“意表之外”》。
書中有幾處事實性的結論，頗與一般的觀點相左，下麵分別就三個問題，一一加以剖視。
1.袁子才是否躲著江蘇巡撫陳宏謀？
作者在講述袁枚在蘇州的文化蹤跡時，提出一種猜測，認為“在陳宏謀任江蘇巡撫期間，袁枚幾乎完全停止了曆年造訪蘇州的活動”，“懷疑這與陳宏謀過於迂腐嚴格的道學氣有關係”。證據是“蘇州是袁枚幾乎每年必來的城市……但是，從1757年到1760年的四年時間裏，在詩集中找不到任何袁枚在蘇州逗留過的痕跡”，而恰好，“1758—1762年由陳宏謀接任江蘇巡撫”，時間上似乎有某種對應關係。作者補充說“袁枚和陳宏謀二人合不來”，證據分別是《小倉山房文集》裏的一封寫給陳宏謀的奏狀和《小倉山房尺牘》中一封寫給陳宏謀的信。
那麼，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首先，我們得承認，奏狀與信中的個別詞句的確顯現出袁子才與陳宏謀並非完全心氣相投，可是，《小倉山房尺牘》那封信裏卻也有這樣的表述：“枚雖乍見，蒙公褒之過當，且雲論政書中，有與公暗合者數條。”即是說，陳宏謀初見袁子才時曾大加褒獎，並致英雄所見略同之意。同一份史料，隻談對自己的結論有利的一麵，對不利的另一麵則不做分析，這恐怕不是考證的正確方法。事實上，作者或許沒注意到，《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七裏尚有一篇《東閣學士陳文恭公傳》，是袁子才在陳宏謀身後替他寫的傳。我們知道，袁子才寫過許多諛墓之作，這篇傳記也許或多或少也是應付事兒，然而，假若“袁枚和陳宏謀二人合不來”真的到了須加以躲避的程度，那麼討厭的對方既然已經死了，還非得替他樹碑立傳不可嗎？子才再愛財，也不至於這樣難為自己吧？
再細查作者的說法，所謂“1758—1762年由陳宏謀接任江蘇巡撫”其實是不對的，按《清史稿》陳宏謀本傳，他任江蘇巡撫應是在1757年至1761年間，作者可能向後錯推了一年。那麼，“從1757年到1760年的四年時間裏，在詩集中找不到任何袁枚在蘇州逗留過的痕跡”是否屬實呢？居然也是錯的。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小倉山房詩集》編年詩裏有《虎丘同錢景凱泛酒船》、《過繡穀園吊主人蔣升枚》等篇，虎丘當然是蘇州的名勝，繡穀園也在蘇州，這就明白地顯示，1760年袁子才是到過蘇州的。無論如何，1760年都框定在作者假定的年限內，而子才那年到過蘇州，陳宏謀當時又任職江蘇巡撫，這樣一來，作者的猜測自然也就沒有任何立腳的餘地了。
退一萬步說，就算袁子才那幾年沒到過蘇州（事實是他在1760年、1761年都去過），我們也未必有理由認為他就一定是在躲著陳宏謀。通常說來，我們去一個地方，多半總會有個理由，而我們不去一個地方，其實完全不需要理由，或者換個說法，我們有千萬個理由不去那個地方。比如，我今年夏天為什麼沒去美國？因為我沒有假期，因為美國領事館未必給我簽證，因為我要寫這篇書評脫不開身，因為我根本不想去美國……理由可以無窮盡地列下去，我原本就無須為自己作任何辯解。1758年和1759年，袁子才都生過病，他也到過揚州等地，為何還非要拖著病體趕往蘇州不可呢？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必要性。事實上，作者預設“蘇州是袁枚幾乎每年必來的城市”，就是先入為主了。
2.《隨園雅集圖》是否純然虛構？
圍繞《隨園雅集圖》展開的論述應該是作者的得意之筆，他提出“‘隨園雅集’其實也是一次‘缺席’的雅集。它的虛構性可以得到確認”。《隨園雅集圖》上畫的五個人分別是袁枚、沈德潛、蔣士銓、兩江總督尹繼善的公子慶蘭、刑部尚書錢陳群的表從孫陳熙。作者舉出支持虛構性的證據是彭啟豐的《題隨園雅集圖》詩序，當中提道：“圖有五人，而歸愚先生（沈德潛）已下世，其他諸君子各散處一方，欲重舉故事，曾不可得。然則覽斯圖也，如水中月，空中花，求其實而初無有也。”於是，作者就得出結論說：“曰‘求其實而初無有’（想要尋求它的實在性，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由此可以明確它的虛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