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才這個人，以私德論，似乎是頗要不得的。據稱是趙甌北寫的《控詞》裏曾說他：“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對袁子才的公關手腕，其實一直以來我們的認識並沒有什麼分歧，隻是我們的這種認識總是停留在其個人的層麵上，我們覺得這隻是袁子才的個人品性與特殊做派而已。
將袁子才如魚得水上下穿梭的交際路線，從他個人的小圈子裏拎出來，置入社會流動的大脈絡中，放到社會實踐的大背景下，是《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遊網絡的研究》（王標著，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3月第一版）一書獨特的貢獻。十分注重方法論思辨的作者，在緒論中提稱：“本書力圖獨辟蹊徑，把袁枚及其交遊網絡放在十八世紀城市知識分子流動的競爭的社會空間中進行考察，既不是表彰他的反道德先鋒式的思想性，也不是係統表述他的文學思想體係，更不是簡單的身世評傳，而是將袁枚作為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理想類型（ideal type），考察以袁枚交遊網絡為中心的清代中期城市知識分子社會結合的特征以及流動性社會背景下的知識狀況。”書中強烈的理論意識令人印象深刻，最為倚重的要數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與“文化資本”理論，此外還有網絡論、表演論、儀式論等等，有時甚至給人一種恨不得把所有社會理論都用上的感覺。因此，該書與傳統的“交遊考”之類的曆史考證著作拉開了很大的距離，是一部自覺地在社會學方向上開掘的作品。有時候，我們僅僅通過章節題目的設置就可以想見其思考的進路，比如《作為“文學場”的揚州、蘇州、南京》、《正統性是如何被生產的——袁枚的社會威信在蘇州的擴張》、《袁枚雅集活動的意義解讀——文人雅集的儀式化特征》等等。
把抽象理論與具體細節熔合得較好的段落，可以舉第三章對“袁枚肆無忌憚地通過風流場強化交友關係”的論述為例。“乾隆三十年‘棣華書屋’的風流韻事，成了袁枚和慶桂、慶霖兄弟（兩江總督尹繼善之子）之間最美好的一段往事、一個表現兩者親密關係的符號。在往後的歲月中，袁枚不斷地通過喚起慶桂、慶霖對這段共有經曆的回憶，使自己和這個滿族高官顯宦世家的關係在尹繼善去世後繼續得以維係。……袁枚通過反複暗示特定場所的詩句喚起對方有關情欲的記憶，謀求一種親密的共感。……袁枚有效利用了唱和這種文學行為，對共有的記憶進行強調，反複呼籲相互之間的連帶關係，並將這種連帶感傳達給社會……”（第133—134頁）應該說，作者的理論化的言說方式並沒有從根本改變或動搖我們對某一具體現象的認識——即使我們不把“風流韻事”當作“符號”來看待，我們也知道它有拉近個中參與者感情之功用——但卻有效地強化了我們最初極有可能隻是感性的認識。
借助理論的力量，作者頗提出了一些警辟的說法。比如圍繞《湖樓請業圖》，作者指出：“對風流才子的聲名和肉體生命力的再確認，可以說是袁枚晚年接受女弟子的第一動機。除此之外，其第二動機，我覺得就是借此構建新型的社會網絡。”在福柯“權力話語”的影響下，作者認為袁枚在杭州不分良莠地廣收女弟子是想“通過女弟子的男性家庭成員，在社會基礎薄弱的杭州謀求新的權力，借以強化社會根基”。不管這種“第二動機”的真實性有多大，它至少替我們打開了另一條思路，讓我們開始習慣用社會的視角來觀照個人的問題。
當然，任何社會學理論都不可避免地要麵臨這樣一個難題：該如何界定個人的主體性與社會的客觀性之間的關係？在袁枚身上，這一難題顯得尤為突出。事實上，將袁枚這樣一個情感豐富、性格獨特的人目為韋伯意義上的“理想型”，並不是沒有理論疑問的。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提及《隨園詩話》“讚勝流名輩，亦複讚後生新進與夫寒士窮儒”，我們如果隻將其視為一種追求符號權力最大化的策略（事實上，劉聲木引林象鼎《樵隱詩話》所謂“植人者，實植己也”正是這樣看的），就有可能忽略掉袁枚的性格特質，正如我們如果認為任何獎掖後輩的熱情都出於自利的目的，那我們就太cynical了。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遭受過的最犀利攻擊，也許就是，他的“符號權力”、“文化資本”等理論說到底在本質上還是一種經濟決定論（參考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第四章）。同樣地，《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遊網絡的研究》也常常給我們一種錯覺，好像袁枚無論在其生活的哪個方麵都永遠那麼老謀深算，似乎無時無刻不在考慮“構建新型的社會網絡”的問題，這種經濟學的和符號經濟學的算計好像構成了袁枚社會實踐的全部。盡管我們不能否認這種理論歸納的深刻性，但我們也希望在社會學分析之餘偶爾能看到心理學分析來揭示事情的另一側麵。
作者的銳氣在書中展現無遺：對陳伯海、井上徹、近藤光男、內藤湖南、艾爾曼、阿瑟·威利等國內外知名學者進行辯難，與袁枚研究的大家王英誌先生立異更不下四處。盡管問題的範圍有大小、說法的正確性也還不能說完全不容辯駁，但作者的這種求真的態度還是值得嘉許的。讓人覺得遺憾的是，整本書的構成不很均衡，第一章總論最精悍，第二章馬上弱下去了，接下來對袁枚在蘇州、杭州活動以及有關《隨園雅集圖》的論述都較精彩，可是接下來的兩章又稍顯滯悶了。此外，書中重複論述、重複引用的次數相當多，似在成書前對單篇論文的芟夷修訂工作尚有欠缺，比如第200頁的注9長達一百多字的論說式注釋原封不動地又出現在了第220頁的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