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紱（1675—1750），號穆堂，江西臨川人，是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也是當時有點影響的學者，不過在思想史上似乎占不了多麼煊赫的地位，但自打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標舉李紱為“陸王派之最後一人”，他在兩百多年後的聲名似乎上漲得很快。上世紀三十年代，錢穆在自己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變本加厲，為李穆堂單辟一章，讓他跟閻若璩、毛奇齡、戴震平起平坐，不能不說是很讓人稱奇的裁斷。作為錢穆先生的再傳弟子，黃進興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圍繞李紱展開研究，其中一部分成果以中文的形式收入1994年在台灣出版的《優入聖域》一書，而英文版的《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Philology，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於1995年出版，列入著名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2005年，楊朝亮先生的《李紱與〈陸子學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一書問世，這是中文世界關於李紱的第一部專著。2010年，黃進興的英文著作譯為中文，書名變為簡潔的《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不過，這個譯本相當糟糕，人名、引文的還原做得很差，下麵探討黃進興著作內容時，主要以英文本為準。
李紱的操守問題
除了在第二章結尾處被捎帶提及，要等到這本實在算不上厚的書（《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中譯本共165頁）進展到三分之一處，主角李紱才姍姍登場，這一結構的選擇的確相當大膽。
第一章探討的是“朱陸異同”問題，《優入聖域》整章收入，想是黃進興的得意之作。第二章則講王陽明與“朱陸異同”。餘英時先生在序言中稱許這兩章是有關“朱陸異同”的“最明晰的闡述”，我猜是指在英文的語境中，這種不厭其煩、循循善誘的方式也許能為那些對理學、心學純然無知的西方讀者掃清障礙，雖然我很懷疑有多少真正缺乏思想史背景常識的人會打開這樣一本書。第三章講清代以前的儒家“道統”，這是一種回溯性的論述策略。作者依據王夫之所說的“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構建了所謂“道統”與“治統”的對立，為自己在最後一章得出康熙皇帝將“道統”、“治統”合二為一的結論做好了鋪墊。不過，這也許是一種虛假的對立，關於這一點，容在後文詳述。這三章的內容，不打算在此細細分析了，因為換另外一位學者來寫李紱，恐怕根本不會花這許多筆墨來談很難說與李紱有直接關係的論題。
第三、四、五章的內容，結構最清晰不過，第三章述李紱生平，第四章介紹李紱思想，然而將他的思想按“命”、“道”、“心”、“性”、“理”、“格物”等關鍵詞加以切割是否合理也是個問題，第五章談李紱的主要著作《朱子晚年全論》、《陸子學譜》以及對儒家經典的研究。
應該說，除第四章外，黃進興對李紱生平、著作的理解幾乎沒有超出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範圍，而錢穆讚美李紱的人格“磊落俊偉，光明簡切”，李紱的學術為“有清一代陸王學第一重鎮”，這一評價顯然極大地影響了黃進興的認識。那麼，李紱其人是否真的那麼“磊落俊偉”呢？他的《朱子晚年全論》、《陸子學譜》究竟又該如何評價呢？
在仕途上，李紱“累蹶累起”（全祖望語），其中雍正皇帝對他的獎拔最值得注意。1723年，雍正即位，就將遭貶的李紱官複原職，署吏部侍郎，尋授兵部侍郎，次年即授廣西巡撫，再次年授直隸總督，可謂一帆風順。這時出現了一個插曲，“李紱任直隸總督時曾奉命將雍正的弟弟、同時也是敵人的九阿哥允禟 (即塞思黑)關押在保定。李紱把允禟關押在高牆內，嚴加看管。允禟三個月不到就死了。於是有謠言說李紱受雍正之命殺害了允禟。對此事自是敏感的皇帝怪罪李紱對此事處理不當”。事實上，不止“怪罪”這麼簡單，當時刑部、議政大臣總結出李紱“罪凡二十一事，當斬”，是雍正皇帝特別開恩，才免死，遣去八旗通誌館。
李紱獲雍正信任，辦的是極機密的棘手事。雍正四年（1726）初，雍正將自己的異母兄弟、聖祖的第八子、第九子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加以迫害，很快二人相繼死了。王鍾翰在有名的《清世宗奪嫡考實》（原刊於《燕京學報》，後收入其《清史雜考》）一文中提出：“阿、塞之死，決非良死，下手者李紱，而授意者則世宗也。”因為當時李紱有“俟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之語，而世宗也有“俱交與李紱，爾不必管”的旨意。王鍾翰還指出，李紱《穆堂別稿》中有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謝賜端午錠子藥、八月初四謝賜荔枝佛手柑及八月二十九日謝賜香水梨三劄子，“適在允禟抵保及其既死之第三日之間，賞賜頻頻，謂非世宗酬勞而何？”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引章太炎的說法，即“胤禎既殺塞思黑，欲殺穆堂滅口，又恐臨刑宣泄，故不得不赦”。黃進興書中仍沿此說。按，章太炎當時看到的史料太少，對不殺李紱原由的推斷不甚合理。無論如何，雍正欲殺李紱滅口，這是很可能的，但李紱被動抑或心甘情願地替雍正害死了塞思黑，這種可能性更大。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展開了。
李紱的操守，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是如此，其平素為人作風又如何呢？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中有《聞李侍郎紱擢粵西巡撫》一條，應該寫於 1724年，其中記述了李紱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的事跡：於恩人張大受，“舊恩不複記憶也”。為官時，“往往暗中取人金錢，眾人薄其所為。辛醜會試，為考官，頗通關節，先帝(指康熙帝)罷其官，發往永定河效力”。文長不具引。老實說，汪景祺這個人是有幾分“呆氣”的，可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話才不大可能是捏造的，他在隨筆中明確記錄幾個當事人姓名，也可見其態度之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