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六年（1649）秋，清兵步步緊逼，南明的抵抗運動敗相盡露之際，五十三歲的張岱返回紹興，卜居快園，“園在龍山後麓”（《快園記》）。2007年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張岱寫的傳記——《回到龍山：一個晚明人物的記憶》出版，所謂“回到龍山”，指的應該就是張岱在1649年的這一次人生轉折。在快園，張岱至少生活了二十四年（《快園記》：“二十四年於此”）。在這裏，他的生命節奏變得愈來愈緩慢，進入悠長甚至冗長的暮年歲月。目前，對張岱的卒年，學術界尚未有統一意見，八十四歲、八十八歲、九十三歲的可能都有人主張；無論如何，作為遺民的張岱在折磨人的時間之流中，隻能以玩味自己的痛苦為樂。他的自嘲——“弟極苦，而住快園”（《快園記》）——凸顯了殘酷現實與風雅文字的矛盾，而我們若將“快”字在“愉快”之外的另一義項“快速”也考慮在內，則快園之名也剛好成為張岱緩慢的生命節奏的反諷。
“這座龍山，張岱在此生活過、學習過、看過燈、賞過雪。”（第228頁）史景遷寫道。張岱小時候常隨祖父張汝霖到龍山遊玩（《快園記》：“餘幼時隨大父常至此地。”），“萬曆辛醜年（1601），父叔輩張燈龍山”（《陶庵夢憶·龍山放燈》），五歲的張岱在此看燈，而“天啟六年十二月（1627），大雪深三尺許，晚霽，餘登龍山”（《陶庵夢憶·龍山雪》），此時的張岱已屆而立。龍山這個地方，凝縮了張岱的一生。
《回到龍山》不是一部野心之作，沒有史景遷早期作品如《王氏之死》那般靈動奇詭的敘事，史景遷通過史料的剪裁排比，幾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以《陶庵夢憶》為核心的張岱著作，鋪陳出張岱談不上有多麼跌宕的生命諸階段。或許是因為張岱的生命裏本沒有什麼高潮，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有在張岱的生命裏發現什麼高潮，又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能在自己的這次著述行為中產生什麼高潮，總之，《回到龍山》是一部平鋪直敘、沒有高潮的書。“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陶庵夢憶序》）的幻滅感，被史景遷書中連綿不絕的一件件瑣細事情衝淡了。
張岱向以文筆灑脫著稱，為何他的文字一旦譯成英文，編入傳記的織體裏，就變得這樣平板無趣了呢？史景遷似乎沒有留意到，他所麵對的張岱的這種自我書寫的文字特殊性。張岱當初寫下這些文字時，是作為文章來寫的，而不是作為史料要留給後世的編年史家的。史景遷試圖從這些美文中提取出可供傳記使用的事實，打個比方，就好像拿人家畫的一幅山水，裁了來糊牆，利用倒也是利用，隻是太煞風景而已。
也許事情還不止於煞風景這一點。張岱的文章本身，實有一種抗力或惰性，拒絕被用來編入其他相異材質的織體。以張岱的名篇《湖心亭看雪》為例，盡管文章一上來就說“崇禎五年十二月，餘住西湖”，但將其作為1633年的編年事件是可笑的（參《回到龍山》第26—27頁），因為它算不上張岱個體生命中的事件，而隻能是文學這一再現方式中的事件。如果張岱的傳記要將湖心亭看雪這一類行為也作為事件加以收集，那傳記就失去了意義，就成了資料長編。
為張岱立傳的危險恰恰在於，與旁人對他的書寫比起來，張岱的自我書寫在數量上占壓倒性的優勢，因此，傳記作者不可能繞過張岱的自我觀察、自我篩選和自我書寫來完成對張岱的觀察、篩選和書寫。盡管可以從《張岱詩文集》、《陶庵夢憶》等文本中找到關於張岱生平事跡的大量線索，然而，這些線索的集合並不等於傳主生命的全部。實際上，一個人經曆過的瑣細事情極有可能與這個人的精神曆程了無幹係，這就像日記裏可靠的雨雪陰晴的記錄可能與我們的內心生活了無幹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