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季，史景遷寫的張岱傳記——《回到龍山：一個晚明人物的記憶》（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在美國出版了。《紐約時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等大眾媒體陸續刊發了一些正麵的評論，不過，很顯然，史景遷的這部新著沒能像他以前多數的作品那樣暢銷，也沒能引起更多不熟悉中國曆史的讀者的關注。《回到龍山》很可能是成名之後的史景遷寫的得到反響最小的一本書了。
2007年10月26日號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登出宇文所安的長篇書評，書評以較委婉的方式對《回到龍山》提出了一點批評。宇文所安認為，在明季，像張岱這樣試圖修撰明史的文人為數眾多，在官方壟斷了檔案資源的情況下，私人修史注定無用武之地，而史景遷將張岱的曆史寫作擺到一個相當高的位置上似乎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在這一批評之下隱藏著一種更深層的分歧，這就是文學與曆史之間、文學研究者與曆史研究者之間的分歧。在文學研究者宇文所安看來，張岱更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卓特的文人，而不是一個出色的史家，而在史學研究者史景遷的筆下，張岱的文學寫作與曆史寫作並無軒輊之分。我們幾乎可以說，在整本書中，史景遷並沒有為張岱的文學成就留出特別的探討空間，對他而言，張岱的文學作品、曆史作品及其他類型的創作都隻是供他鑲嵌出張岱一生全景的馬賽克而已。
盡管宇文所安在批評時所給出的理由並不很愜當，但他提示出的深層問題卻是極有針對性的。我們可以進而追問：如果不是因為張岱很好地寫出了他的那些回憶，他的那些回憶還值得寫出嗎？張岱之所以被中國現代的文學史所挖掘，不正是因為他寫得好，而不是因為他寫了什麼嗎？張岱值得被書寫、被記住，是因為他的一生的經曆、全部的著述，還是僅僅因為他的文筆？對上麵這些問題的回答，直接關涉到對史景遷這部作品的評價。
簡單地講，史景遷以細致的筆觸描述了張岱的一生，他的描述是沒有側重的，是不加區別的。盡管張岱漫長生涯中涉及的方方麵麵都在書中被寫到，但是，我們很難發現史景遷對張岱的哪一具體方麵更感興趣。史景遷在引言中自承：“很難把握張岱的本質。”（It is hard to catch the essence of Zhang Dai.）這或許是作者在無意間流露出的彷徨心態。通觀史景遷的學術曆程，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他最接近“文學”的一次，可顯然他對作為文學家的張岱並沒有特殊的興趣。於是宇文所安提示出的那一連串問題又回來了，甚至一個更尖銳的問題也變得清晰了：作為一個人，張岱的一生真的那麼值得被講述嗎？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史景遷此次創作行為所要麵臨的終極質疑。作為學術研究，寫出胡益民（《張岱評傳》、《張岱研究》）、佘德餘（《張岱家世》、《都市文人——張岱傳》）那樣的著作來當然無可厚非，可是，我們期望於史景遷的難道不是普通學術研究之外的另一種意義嗎？史景遷在引言中強調：“我們不能說張岱是一個普通人，可他更接近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不過，張岱跟史景遷以往寫過的胡若望、王氏那樣的普通人是有區別的，說到底，張岱的身上缺少一種真正獨特的東西。宇文所安在自己的著作《追憶》中選擇對張岱的追憶行為深入探析並非無因：與其說張岱的個人經曆有什麼值得思考之處，還不如說他對自身經曆的反思、梳理、再現才更值得玩味。張岱的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文本（text）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事實（fact）的問題。史景遷經過六年的苦苦鑽研，卻似乎沒有參透這一點，不能不說多少是有些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