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光緒末年《大義覺迷錄》一書為激進的“排滿”革命者所發掘，重見天日以來，曾靜逆案及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大致始末，可以說已沒有多少秘密可言了。上世紀20年代，孟森撰寫《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後收入有名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一書），引用《大義覺迷錄》處甚多。從該文可以看出當時學者對這份史料的運用已達到怎樣一種水平。1983年，《大義覺迷錄》被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清史資料》第四輯。這次重印使得它的讀者群空前擴大，再加上黃裳（《榆下雜說》）、金性堯（《清代筆禍錄》及其改訂本《土中錄》）等文人發表了一些現在看來未免顯得有些散漫的短評，於是乎，《大義覺迷錄》和跟它相關的那些故事、人物，至少在學術圈裏成了一種常識。當然，它的“知名度”疾速上升，是拜關注度與收視率幾乎一樣高的電視劇《雍正王朝》所賜，1999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大義覺迷”談》最終在這本身世離奇的書的傳播史上畫上了一個飽滿的句號——如今，這本多半躺在折價書店裏的小書，怕是正等著剛讀完史景遷新作《皇帝與秀才》（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原著題為Treason by the Book，意即“以書叛逆”）的讀者們前去“發掘”。
其實，一個疑問已經很自然地從我們的心底浮上來了：既然我們對《大義覺迷錄》和跟它相關的那些故事、人物早就有了相當的了解，那麼，史景遷又能給我們抖摟出多少新東西呢？答案也許是：從某種角度來說，他什麼新東西也沒抖摟出來；可是換一個角度，你也可以說，他終究是抖摟出一點新東西來了。
先說為什麼他沒有新東西。假如你服膺傅斯年的看法，讚同“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方法導論》），那你或許不會給予史景遷的工作以很高的評價。盡管史景遷在驅使史料方麵已相當嫻熟，也利用了《宮中檔雍正朝奏折》、《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折彙編》等原始材料，但他畢竟沒有在現有學者已大範圍探討過的史料之外再挖掘出什麼新的內容。即便認可《皇帝與秀才》征引文獻頻率之高已與一般學術性論著不相上下，可我們也不能忘了：史景遷征引的範圍，其實是所謂“題中當有之義”——設使有人讓你來寫一部三百頁的講雍正、曾靜、呂留良的著作，恐怕你也想得到史景遷使用的那些書。在《皇帝與秀才》中，對史料的拓展、辨析、比勘、考索也基本上付諸闕如。史景遷對所有材料幾乎一視同仁地信任，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任務似乎不是對它們加以諦視甄別，而是加以貫串排比。
書末所附的參考書目，開列了大量學術論著，可我們多少有些疑心，史景遷對它們重視和熟悉的程度究竟有多高。例如，書目中列上了王鍾翰先生的文章《釋阿其那與塞思黑》和沈原女士的文章《“阿其那”“塞思黑”考釋》，可是在《皇帝與秀才》書中，史景遷依然將雍正這兩位皇弟的名字的寓意解釋成“肥如豬”、“賤如狗”，就好像王、沈二位的意見不值一哂似的。實際上，陳寅恪先生在1943年所撰《北朝胡姓考序》中早就指出：二名“世俗相傳以為滿洲語豬狗之義，其說至為不根，無論阿其那、塞思黑非滿文豬狗之音譯，且世宗（指雍正帝——引者按）亦決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這個小小的例子，沒準兒能讓我們窺見些什麼，讓我們擺正心態，不再以學者的尺度、而是以說故事人（Storyteller）的標準來衡量史景遷的作品。
卡萊爾講過：“說到底，曆史才是真正的詩。假如演繹得當的話，真實遠比虛構有看頭。”（History， after all， is the true poetry：Reality，if rightly interpreted，is grander than fiction.）雖然刻下不能征求史景遷的意見，但我們相信他一定會引卡萊爾為同調。他講故事的才能跟技巧，已得到過太多的稱譽，這裏顯然沒有必要再灑香水。況且，史景遷終究沒有給讀者奉上魚翅海參式的“十分材料”，那麼我們要求他燒的這道“家常菜”可口些，怕也不算是特別苛刻罷——盡管據說最考廚子功夫的倒正是這類家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