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載體是小城鎮、小城市，而這正是“壓力式”轉移的產物。一方麵，農村對人口就業的壓力異常巨大；另一方麵，城市又不具備接納能力。“推”“拉”的嚴重不對稱，決定了農民隻有自己行動起來，自己轉化自己，在就近農村的小城鎮、小城市，農民造鎮、農民造城。根據是：其一，我國人口與資源的極度不平衡為世界少見，在農村更為嚴峻。人口過多，資源偏少，客觀上使得就業，也就是勞動者與資源的有效結合難度很大。其二，我國係成長型的人口結構，這一基本態勢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還將延續半個世紀左右。人口絕對數不斷增加，勞動力純增長，就業的壓力勢必越來越大。其三，麵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們必須選擇大中城市以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主攻方向的戰略，這一戰略客觀上不要求增加勞動力的數量，而在於注重勞動力的質量，因而大中城市容納農村人口的餘地並不大。農村勞動力的壓力型轉化帶來的主要影響是：
1.農村勞動力的強大壓力與城市接納能力的極不對稱，是城鄉之間，也是整個社會中的基本問題，這一基本問題還將派生出其他一係列問題，這些問題會長期困擾著我們，是需要引起我們高度注意的。
2.中國農民的轉化是農民自主選擇的結果，農民自己行動起來了，這一主體的發動，比任何外界的推動都要堅強有力，鄉鎮企業的興起、小城鎮的崛起、民工潮的來臨、農民造城，就是農民自發轉化的種種形式。今後，一些新的轉化形式仍有可能被農民創造出來。
3.農民受到農村生存的強大壓力，自主、自組織向外流動，而且這種外流規模特別巨大，指向相當寬廣，流動往往伴隨著無序，因而對之進行有效管理特別困難，也特別重要。
（三）轉移的形式不同
絕大部分已經實現了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國家，當年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時，不存在那麼多的限製，農民比較爽快地改變了自己的身份。例如，英國，工業化之初，一方麵是機械化、工廠化在城市推廣，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以及新興產業的興起，要求增添大量的勞動力；另一方麵，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取消了對圈地的限製，圈地運動剝奪了眾多農民的土地，大量無地農民隻有流入城市。這兩個方麵的結合，成為英國加速工業化的重要動力之一。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與土地徹底脫離了關係，與農村沒有了多少聯係，成為城市中的正式一員。德國的工業革命是以1835年建成從紐倫堡到菲爾特的全國第一條鐵路為標誌的。伴隨著修築鐵路熱潮而來的是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引進、改造機車、紡紗機、蒸汽機，煤炭、鋼鐵、化學、電氣工業、機器製造業誕生了，這些部門的大發展，吸收了大量來自於農村的勞動力。在工業化神速展開的同時，第三產業也相應地跟上來了，成為容納農村勞動力的重要行業。19世紀之前，德國是個封建農奴主占統治地位的國度，政治上諸侯割據，國土四分五裂，農民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不可能自由流動。到了18世紀末，農奴製被徹底廢除，農民可以通過贖買土地和封建義務獲得人身自由，這樣，有能力贖買土地和封建義務的農民有了自己支配自己的權利，沒有這種能力的農民要麼為容克貴族所雇傭，要麼流入城鎮，充實到第二、三產業中去。1807年，普魯士國王發布了一項敕令，允許市民和農民自由改變所從事的職業。1849年通過的《德意誌帝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和法律平等、經濟生活、遷徙的自由。這樣，與工業化相適應，人口流動、遷移自由了，沒有這樣那樣的限製了。
而對我們來說，不用說改革開放之前幾十年對農村人口流動的嚴加限製，就是最近20年可算是工業全麵深化，工業化成果特別豐碩的時期，雖然有1億多農村人口轉向了非農業，但多半隻是一種職業轉移，並沒有實現地域性的遷徙和農民身份的徹底變更。
首先，兼業比較普遍。不少農民盡管從事非農產業了，但仍保留口糧田，甚至責任田，有的是“工業三班倒，農業早中晚”，有的是農閑務工，農忙務農。即使是轉移進大、中城市和跨區域流動的“農民工”，他們的土地關係尚未改變，仍沒有完全脫離土地經營，往往是農忙季節還得回鄉務農。一旦城市企業壓縮，鄉鎮企業不景氣，外出就業困難，他們往往又得重回田頭。
其次，家仍在鄉村。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都是家庭中單個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轉移的直接動機是外出就業，而婦女、老人、孩子沒有外出，家仍留在農村。如果是就近轉移，他們就上班進城鎮，下班回鄉村；如果是遠距離的轉移，則在城鎮臨時借房屋居住，或住就業單位的房子。目前農民進城進鎮買房、建房的還為數不多。農村的家是穩固的後方，是根據地，城、鎮是新的向往地，哪裏有工作就流向哪裏，目標指向有可能經常變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