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革命後期優先發展地區新技術的效果日益顯現，以農業為基礎，種植、養殖、加工、貿易以及服務等多種行業共同發展，農村經濟的多樣化帶來就業領域的多元化加之新技術推廣範圍擴大，先進地區的就業機會大量增加。與此同時，落後地區的就業條件雖有所改善，但仍不能有效緩解窮苦農戶的生活壓力，代理人的中介保障，使大批無地、少地農戶家庭的勞動力得以外出做工而先進地區成功的經驗則吸引著大量農戶加入到外流入員的行列。這一時期，落後地區勞動力向綠色革命地區的轉移，有了新的變化季節性轉移的時間延長，少量勞工在流入地長期就業，勞工外出的組織性程度也在不斷提高。這些變化給流入地、流出地帶來更加深廣的影響在勞動力流入地，經濟發展多樣化，社會關係更加複雜在勞動力流出地，就業壓力減輕，經濟有了活力對於流動者，流入地的歧視、剝削以及競爭者的報複常使他們喪失信心，隻有家庭條件的改善才給以他們激勵。落後地區的就業壓力與先進地區的勞動關係越來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第三節）中外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的比較和經驗啟示
一、中外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的比較
一個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發生大量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現象。當代中國，正麵臨著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浪潮。幾億農民的職業轉移、地域遷移、身份改變，將對整個社會結構產生多重影響。與工業化比較早的發達國家相比，正如前麵所分析的，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有自己獨特的特點。與發達國家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模式相比，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模式也有自己的特征。
（一）轉移的步調不同
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與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是同步的，而我國則是不同步的。發達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和軌跡發現，工業化是農民脫離農村的加速器，工業化直接推動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集中，而且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轉移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工業化、農民非農化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麵。
作為工業革命初發地的英國，16世紀以後，由於紡織工業的變革以及世界市場的開辟，使得紡織品供不應求，羊毛的需求量大增，於是領主們開始了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將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用籬笆圈起來，變成牧場。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受到生存的壓力，被迫湧入城市。而其時，城市由於機器的發明，工具的革新，眾多手工業作坊被工廠、車間所取代，正遇到勞動力嚴重短缺的難題，眾多無地農民的流入，正好充當了廉價的勞動力，機器、勞動力、紡織業原料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工廠，造就出機器大生產和工廠製度，形成新的生產力。工業革命的深入，使得能源供應、材料製作、動力係統、交通運輸等不適應了，要求這些部門跟上工業化的步伐。同時，工業的發展，又推動了貿易、服務業的大發展，從而使容納勞動力的空間大大拓展了，為農村人口進城準備了充足了就業崗位。英國的農民就是在這樣一個工業化逐步向更廣闊的領域展開、深入的宏大潮流中，離開土地，投身於非農業，移居進城市，成為市民階層的。
美國的工業化起始於18世紀末，當時工廠製度從歐洲移植到了美國，工業的強大擴張能力終於使城市勞動力遠遠滿足不了自身發展所需，於是發生了工業同農業爭奪勞動力的情況。其結果是，工業依靠其得天獨厚的優勢，將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業、農村吸引非農業產業和城市中來。農村人口轉移到非農業產業、城市，又及時彌補了工業化擴張造成的勞動力緊缺的問題，進而加速了工業化的步伐。工業化的深入，又為勞動力就業創造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領域，並推動農業的革命，更有利於勞動力的非農化。可見，在這些國家工業化與農民非農化同時啟動，互為前提和結果，兩者密切配合，演奏了一支協奏曲，攜手奔向現代的未來。
與這些工業早發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起步時間大大滯後於工業化，走的是一條農民非農化與國家工業化脫節、不同步的道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始於1953年，從此，城市工業進入了大規模建設時期。“一五”期間，實際施工的大中型項目達921個，總投資2500億元（新幣）。經過了“一五”計劃期間的大建設，1957年工業總產值比1952增長了128%，工農業產值比由43.1：56.9演變為56.7：43.3。隨後的“大躍進”，全民辦工業，在城市布置很多大型工業項目，吸收了不少農村人口進城，但卻全麵加劇了國民經濟中業已失調的比例關係。
60年代初，天災加人禍，終於被迫調整，壓縮投資規模，眾多進城人口“下放”回農村。至改革開放之前，盡管我國的工業化道路很不平坦，但經過艱辛的努力，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初步建立起來了，城市工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