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農村而言，人口增長，新增勞動力不斷增加，就對人口的就業產生強大的壓力。工具的改進、新技術的推廣，其結果是種田所需要的人手必然越來越少。農村偏低的收入，單調的生活方式，落後的生活環境，都會促使農村人口離開農村。在現代化先行國家，以及不少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是受到城、鎮強大的吸引力所致。依靠城市工業擴張的強大吸力完成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國家是美國。美國是個人少地廣的國度，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美國可以說幾乎不存在農業剩餘勞動力問題，美國是在大批從歐洲來的移民帶來了工業技術和管理經驗，依托於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這樣的條件下開始邁上工業化之路的。在工業化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城市部門同農村部門爭奪勞動力資源的現象。與此同時，人力資源的緊張迫使農業機械必須有新的突破，而工業化也為農業機器的發明、推廣準備了物質條件，因而美國的農業也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現代化。不僅如此，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進一步解放了大批勞動力，還開辟了大量農業的產前、產後部門，創造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可見，在美國，工業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現代化、現代國民經濟體係的建立，城市的崛起這些重大因素之間相互依賴、互為推動，最終向現代社會的目標演進。
日本是個後起的工業化國家，明治維新前，農業勞動力占到全部勞動力的80%多。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出現了創辦企業的高潮，1884-1893年的10年，工業公司的資本增加了14.5倍，運輸公司資本增加12.1倍，商業公司資本增加33.3倍。工業的大發展，使得非農部門吸收的勞動力數量大增。1883年工廠職工數是91717人，1888年為214579人，1894年猛增1441011人，1895年達到1598230人。工業新增勞動力中，大量是來自於農村的勞動力。1882年，第一產業與二、三產業勞動者的就業結構比是82.3：17.7，到了1920年，這一比例為54.6：45.4。
50年代初，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出於戰爭的需要，美國向日本發放大量軍事訂單，這一偶然機會，刺激日本興起投資、興辦企業的高潮，從而使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從923萬人增至1538萬人，第三產業也大規模擴展，大量吸收農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還出現勞動力緊缺的現象。1955~1974年的20年間，平均每年有近40萬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向非農業部門。
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農民非農化則是比較典型的農村對勞動力的擠壓式轉移。我國的城市，雖然從50年代初開始了工業化，至改革開放之前，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已經形成，但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一直非常弱。改革開放以後，進入城市工業大發展、城市規模大擴張的曆史新階段，而此時，國際競爭出現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製高點的新情況，在我國傳統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之時，就要加速提升工業結構，在城市規模擴張尚未到位之時，就要以提高城市質量為主要任務。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工業結構，努力培植代表一個國家先進科學技術，以作為積極參與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的“龍頭”，這一係列艱巨戰略任務，曆史地、邏輯地落在大中城市身上。而城市主要功能的突出與強化，並不以招徠大量農村勞動力為前提條件，恰恰相反，城市質量的提高還將縮小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現實情況清楚地告訴我們，即使是經過了改革開放的20年，我國城市對於農村人口的主動性吸納能力依然不強。反之，城市職工下崗，大量城市勞動力無業可就則日益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和嚴重的社會問題。目前縱然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從事各種非農業活動，但一則與龐大的農業剩餘勞動力相比，比重不高；二則這部分勞動力主要填補了城市的一些結構性空位，這不是城市主動性吸納的結果，而是農村對勞動力的堅決排斥所導致的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自然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