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工業化進程不相適應的是，由於長時期實行依靠農業的積累支撐城市的高速工業化，對農業、農民抽血過多，引起農業的衰退和農村商品經濟的萎縮，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工農業比例關係遭到破壞，工業與農業的自然聯結人為地割斷了，城鄉形成差別懸殊的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國家工業化單獨地在城市的圈子內運行，而沒有帶動鄉村的繁榮，工業化創造的成果沒有改善城鄉之間的關係。至1978年，全國城市人口總數為1.7億，城市人口比重是18%，與60年代中期的水平大致持平。鄉村人口的絕對數，1978年比1957年淨增加了2.2億。1950年至1978年，我國城市化年增長率僅為0.44%。落後的農業大國的麵貌依然沒有改變。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隨後又出台了一係列鼓勵、支持社隊企業發展的方針、政策。發展鄉鎮企業，必然使大量農村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鄉鎮企業客觀上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的主要載體。至1983年，我國社隊工業總產值達757億元，比1976年增長211%，社隊企業個數達134萬個，吸納農村勞動力3234萬人，這一數字占到整個農村勞動力總數的9.3%。1978年至1993年的15年，我國農村非農產業共新增從業人員9842萬人，平均每年吸收656萬人，年平均轉移速度為11.9%。較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鄉鎮企業這種“就地式”轉移稍遲，從80年代後期開始，農民開始了向更廣大的領域、地域轉移。聲勢浩大的“流動人口”、“民工潮”成為各級政府不能不關注的大事件，大至北京、上海，小至東南沿海的小城鎮；近至附近的鄉鎮、中心城市，遠至祖國的邊陲，乃至國外都有相當可觀的昔日的農民在“打工”、做買賣。農民突破了城市的堅固壁壘，衝破戶籍製度的牢固束縛，自主地順應時代的潮流，加入進工業化、城市化的偉大洪流中去。完全可以這樣說，中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真正起步的，改革開放，開辟了中國農村人口非農化轉移的新紀元。
通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明顯滯後於工業化的啟動，人口非農化、城市化與工業化步伐不相吻合。這一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步伐的不相一致，至少帶來以下社會結果：一是農村人口的轉移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使得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正常途徑被打斷，造成勞動力在農村的大量積壓，而一旦將製約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閘門開啟，一股潮流迅速噴發而出，將形成一種非常規的轉移道路和方式。新時期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廣泛地向非農部門、領域轉移，對眾多部門、各類城、鎮的承受能力形成強烈衝擊，給產業結構升級、城鎮質量的提高造成極大壓力，為產業結構協調、城鎮體係的有序化帶來很大的困難。其深刻原因之一，在於農業剩餘勞動力“問題”的嚴重積累。
二是起始於50年代的國家工業化並未帶動理應啟動的城市化，農村人口非農化主要得力於改革開放之後的所謂農村工業化，這使得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受到極大限製，因而我國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較之於數以億計的要求轉移人口顯得極不對稱。非農化吸納能力遠遠不足成為相當長時期內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基本特征，這一特征決定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路途的艱難和漫長。未來的四、五十年，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時期，而實現現代化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幾億農民的非農民化，這已經成為我們麵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三是農村人口非農化與工業化的脫節和錯位，導致城鄉之間、城市和小城鎮之間矛盾加劇。一般的國家，工業化使城鄉二元結構轉化為現代一元結構，而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轉化後又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城市、小城鎮、農村的三元結構，然後再向現代一元結構轉化，三重結構之間的關係遠較過去的二重結構為複雜，比如，我國現在就麵臨著既要完成一般工業化和工業結構升級的雙重任務。這一獨特的運行軌道不是靠過去發達國家轉化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可以應付的，新的特征決定了必須要有新的方法。
（二）轉移的吸引力不同
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對農村剩餘勞動力具有特別的吸引力，而我國的城市卻麵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帶來的巨大壓力。一般說來推動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城鎮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二是農業內部對勞動力的排斥力。城市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的大發展，必然需要眾多的勞動力加入進來，當城市新增勞動力難以滿足這些部門擴張所需時，就對農村勞動力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再者，城市方便、舒適的物質生活、精彩紛呈的文化生活也成為吸引農村人口的重要因素，因而城市總是農村人的向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