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鄉差距較大。巴西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很多大型的現代化城市。城市居民擁有較好的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而農村除了大土地擁有者外，無地少地農民生活極其貧困。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麵對工農業失衡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和農村的兩極分化現象，巴西政府意識到，在加快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建設和農民權益不能被忽視，否則工業和農業發展的不平衡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巴西政府重新審視農業發展方向和農村建設思路，調整農業政策，以土地改革為核心，重點解決農村貧困問題，推出相應的政策與措施。主要包括：進行土地改革，給無地農民分配土地，鼓勵開墾荒地；扶持家庭農業，給予從事家庭農業的農戶提供低息生產信貸、減免土地稅、鼓勵參與農村養老金製度和參加農業保險，擴大農村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民收入；實行最低農產品保護價，保障農業經營者的基本收入；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建立農民社會保障製度。1988年，巴西建立了農村養老金製度，隻要農民按每年農產品銷售額的2.1%繳納社會保障金，就可以享受退休金、疾病和工傷事故補貼、家庭困難補貼、帶薪產假以及領取撫恤金等福利待遇。巴西對農業的投資也由1974年占國家預算開支的1.5%提高到1982年的5.1%。通過宏觀政策的調整，巴西經濟出現了全麵恢複。2004年，巴西經濟增長率達到了5.2%，人均GDP增長率達到3.7%，都是自1994年以來增幅最大的一年。農村貧困人口有所下降。據巴西計劃部實用經濟研究所2004年的調查，1994年~2004年，巴西農村貧困人口比重下降了9.8個百分點，極端貧困人口下降了4.5個百分點，農村人口外流的現象基本得到控製。
2.農業現代化選擇了資本密集型的道路，農村勞動力被進一步排擠出來，大量無地或少地的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形成了嚴重的“城市病”。巴西人口眾多，但是巴西的農業現代化卻選擇了一條資本密集型的道路。巴西的土地高度集中，農牧業經營單位以大、中型農場為主，規模化經營程度原本就較高；在工業化過程中，巴西實行的是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原料與初級產品出口創彙的地位不斷強化，又進一步刺激了企業規模化經營的熱情。在這種情況下，巴西農業越來越向資本密集方向轉變，對勞動力的數量需求降低，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提高。大量的無地或失地農民，失去了農業就業機會，在激烈的競爭與兼並過程中，很多中、小農戶走向破產，農村勞動力被進一步排擠出來，被迫流入城市。由於城市人口聚集速度過快、數量過大，造成嚴重的過度城市化問題。通過數據分析，1950年~1980年的30年間，巴西城市化水平從40%提高到66.2%。發達國家比巴西多花了20年才實現同樣的增幅。在同樣的城市化水平增幅內，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2.5倍，而巴西等拉美國家隻增加了60%。2004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4.6%，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僅為48.7%。過度城市化給巴西帶來了一係列社會問題：
（1）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大量農村人口的湧入，使城市人口呈爆炸性增長態勢。據估計，20世紀40年代有300萬人從鄉村移向城市，20世紀50年代增加到700多萬人。在這一過程中城市數目也從82個增加到154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西城市人口以年均8.3%的速度遞增。人口的大量遷移和流動推動了巴西社會結構的變動，中產階級的壯大和社會的發展使社會各階層之的相互交流成為現實。但是城市過多過大，人口和財富過度集中於大城市也導致了首位城市超常發展，以及首位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出現分離的趨勢，其結果是城市的聚合力不強。
（2）城市失業問題嚴重，城市貧困化加劇。在巴西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經濟發展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遠遠滿足不了不斷擴張的城市人口的就業需求。大批進城農民由於缺乏知識和技術，很難在現代工業部門中找到工作，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1998年以來巴西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近幾年雖有所下降，但2006年的平均失業率仍為10.2%，聖保羅等大城市失業率更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高失業率導致城市貧困人口增加。
（3）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巴西貧富差距的懸殊程度在世界上是有名的。1999年，占巴西人口1%的富人擁有國家53%的財富，而占人口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全國貧困人口為5410萬，占總人口的34.9%。赤貧人口為1360萬，占總人口的8.7%。2004年，20%的富有階層收入是22%的最貧窮階層的25倍，貧困人口仍然占總人口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