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新興工業化國家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經驗
一、韓國和台灣
韓國和台灣地區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中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速度最快的。目前，它們的農業勞動力份額都已下降至20%以下，比二戰初期下降了50%多。從轉移模式看，韓國選擇了集中型轉移方式，即農村剩餘勞動力主要湧向大城市；台灣選擇了分散化轉移方式，即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動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轉移的，同時，還有被農村非農產業吸收的。從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具體發展戰略和政策上看，兩者有共同之處：首先，韓國和台灣資金都較為雄厚，都為經濟騰飛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提供了資金保證。在資金來源上，韓國主要靠資金輸入，而台灣主要靠內部積累。據不完全統計，1962~1981年，韓國共吸收國外貸款486.5億美元，利用外資來增加就業機會。1967~1982年，韓國平均每年新增就業37.5萬人，其中，有13.5萬人（占36%）的就業機會是由外資誘發的。而在此期間進入台灣的外資的份額卻很小。據有關資料表明，在台灣，進入的外資占島內所需資金的份額，1961~1965年為16.8%，1966~1970年為5%，1971~1975年為-3.8%，1976~1980年為-8.3%，1980~1985年為-40.7%。這說明，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台灣已由資金輸入者變為資金輸出者，並從根本上擺脫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資金短缺的困境。
其次，韓國和台灣在經濟起飛初期都實行了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重點的工業發展戰略。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台灣抓住國際市場的機會，大力發展紡織品、合成板以及電子、成衣、家具、鞋類、塑膠、家電等一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島內的失業率由50年代的7%，下降到70年代末的1.2%，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也由50年代的4%提高到60~70年代的6%。兩者具體的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思路也有不同之處，並相應導致了不同的轉移結果。例如，台灣是在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轉移的，而韓國是在農業發展不足的條件下實現轉移的。20世紀50年代以來，台灣通過土地改革，實行農、輕、重有序發展的方針，增加農業投入，使農業穩定發展，同時，也為非農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資金、原料、勞動力等方麵的基礎。與此相反，長期以來，韓國一直實行隻重視工業而忽視農業的發展戰略，農業生產始終處於落後狀態。韓國主要靠大批進口糧食來支撐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與此相應的結果是，韓國的中小城市以及農村非農產業不發達，農村剩餘勞動力主要湧向工業發達的大城市，從而導致了大量諸如交通擁擠和住房緊張、社會不穩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而台灣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沒有出現過度城市化的現象。
二、巴西
巴西工業化是從19世紀末開始的。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巴西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2003年三大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5.8%，19.1%和75.1%。2004年城市化率達到83.6%，綜合國力已排到世界前列。但是，巴西走過的發展道路令人深思，從創造“巴西奇跡”到陷入“拉美陷阱”，從高速發展到經濟停滯，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並未使巴西真正成為經濟現代化的國家，甚至還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與巴西同屬發展中大國，在許多方麵具有相似性，巴西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中國很可能也會遇到。
巴西的工業化是從非耐用消費品工業起步的，其特點是輕工、食品和其他非耐用消費品生產企業增長較快，生產的主要產品包括紡織品、皮革製品、家具、食品飲料等。1889年，巴西已擁有636家工廠，雇傭工人有54000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歐洲列強忙於戰爭，對咖啡、糖、肉、皮革以及橡膠、礦產品的需求大量增加，進一步刺激了巴西工業化的發展。到1920年前後，盡管從經濟結構上看，巴西仍是一個以農產品為主的初級產品出口國，但是已建立起自己的非耐用消費品工業體係，為進一步工業化準備好了條件。
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巴西大量投資於原材料生產，重視能源建設，興辦交通等基礎設施，並借助國家資本創辦國營企業，邁開了發展重工業的步伐。同時，開始實施麵向國內市場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采用重工抑農政策，製造業部門獲得較快發展，工業結構逐步從以非耐用消費品為主過渡到以生產資料工業和製造業為主。1947年~1960年，巴西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