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統一性的土地政策難以應對農民工市民化所麵臨的問題
土地政策與我國其他各類政策一樣，仍缺乏差異化。由於土地政策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其差異化的程度已經成為影響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當經濟發展過熱之時，通過嚴控土地製約了發達地區的過度投資，但同時也使欠發達地區剛剛起步的經濟發展受到抑製，使好不容易招來的項目建設麵臨停滯。由於我國國土廣袤，各地經濟發展差異巨大，如何從宏觀層麵出台適合不同地區的土地政策，推動農民工土地問題的解決，在目前尚有許多困難。農民工麵臨的土地問題是各種各樣的：一是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民工群體麵臨的土地問題差異巨大，收入水平高，進入城鎮的意願強烈，自身更願意促使土地流轉，獲得進城保障；二是流動區域的差異，農民工跨省、跨市、市內、縣內流動麵臨的土地問題都不同；三是落後地區與發達地區麵臨的土地問題也不同，發達地區土地流轉規模與區域經濟發展有著強烈的正相關性；四是自然條件不同所帶來的土地問題也不同，平原區土地規模經營的條件好，有必要加緊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而山區土地規模經營的條件差，流轉的意願不強；五是居住在不同區位的農民工，其土地問題解決的方式也很不相同，在城鎮郊區，土地增值潛力大，伴隨城鎮化實現土地增值和身份置換相對容易，而位於遠郊和農村的農民工的土地，土地價值的實現相對困難。麵對種種差異，如何解決農民工的土地問題，並不是隻有一種答案，問題是如何建立起差異化的土地政策體係，來滿足農民工市民化的需要。
（四）土地流轉短期化，規模有限，多數農民土地兼業經營，難以徹底轉向非農產業
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民要想完成向市民化的徹底轉變，首先要在職業上完成由農業向非農的轉變，使大多數農民能夠脫離農業生產，並在此過程中促進土地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現代化。但目前的狀況是，多數農民農閑時外出打工，農忙時回鄉務農；壯年勞力常年在外，老人小孩等非勞力留守農村這樣一種兼業狀態。由於兼業狀態下，外出農民工在農忙季節回鄉會打亂其正常的外出務工活動，企業可能不願意雇傭這樣的勞動力，工人本身也會喪失很多加薪或升職的機會。如果農民工要方便兼業，則隻能從事時間上更靈活、收入也更低的工作，比如建築、采掘等。兼業可能使得農戶正常的人力資本積累中斷，造成了農民工收入上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