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結構
康濟寺塔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八角形密簷式十三層空心磚塔。塔原高39.2米，加固修複後的高度為42.7米，由塔身、刹座、相輪寶頂三部分組成。塔的底層較高，第二層以上被層層密簷平座緊箍，往上收分與刹座寶頂有機結合，形成剛勁有力的拋物線外廓，顯得宏偉、凝重，體現了我國早期密簷式佛塔的風格。
塔身通高35.58米，塔體是在夯實的黃土地上用黃泥漿將長31厘米、寬15.5厘米和邊長33厘米、厚7.5厘米的長方形、正方形磚混合往上平砌，並按一定尺寸和收分比例，在塔身上砌出疊澀腰簷和平座，用以增加塔身厚重、密實、多變的形體。除了底層南麵有通往塔心室的餘卷和第十三層塔身各麵砌裝有垂柱帳形磚雕假門龕及角柱，其餘各層塔身均為素麵，無門龕。每層簷角均裝有角木，掛有鐵鐸。塔心室高33.8米，隨外形往上內收至十三層合攏。內壁共砌出四道台簷，並在其間裝有四道交叉梁。
塔刹基座是一個八角形兩級束腰須彌座式磚砌體。基座底麵直徑3.66米，頂麵直徑1.3米；座底為八角形，邊長1.52米；座頂亦為八角形，邊長44厘米；基座通高3.62米，用長方形和各種異形磚與塔身連接後平砌而成。基座原來砌裝有中心柱木，用以固定寶頂。其中凸腰肚下東南西北各斜麵留有高33厘米、深1.43米的方洞，通往塔的中心柱，外口用單磚封掩。
寶頂在維修前已塌毀，殘留有黑色和棕色釉的瓷片，說明該塔寶頂原是用陶瓷構件套裝在塔柱上的，其形製無法考證。現在的金屬寶頂，是1985年加固修繕時重新設計製作的。新裝寶頂由相輪、寶蓋、寶瓶三部分組成。相輪九級，底輪直徑1.5米，頂輪直徑89厘米，通高2.24米；寶蓋直徑1.5米，厚36厘米，與寶瓶焊裝；寶瓶高80厘米，直徑50厘米。
出土文物
1985年，在加固和修複康濟寺塔的施工過程中，除了有前文提到的第九層以上與第九層以下塔身磚質與砌法不同，第九層塔簷兩塊方磚上有西夏文墨書題記，第三層塔身東壁上有“乾隆三十一年重修”題記，底層殘破塔身八麵有23尊泥塑羅漢。第十三層塔身五個側麵的假門龕內室及第一層塔簷轉角的朽木洞中，還發現了一批珍貴文物。
佛教和道教造像：共發現佛教和道教銅質造像27尊，其中釋迦牟尼佛11尊，彌勒佛3尊，菩薩像7尊，弟子像4尊，無量祖師像1尊，老子像1尊。
佛教和道教經卷：維修時於塔頂刹座下的5個佛龕內共發現佛教和道教經卷15種29冊，均為拆裝，有木旋、麵印、燙金和手抄4種版本，其中大部分佛經為明代刊印。
藏文、漢文咒語條：藏漢文咒語條共計36條，其中17條為藏文咒語，19條為漢文咒語，係用毛筆直接墨書於黃色和紅色的綿紙上。咒語條大小不一，一般長15至25厘米，寬5至10厘米，最長的一條長49厘米，寬10厘米。咒語條發現時與五穀雜糧（麥、稻、蕎麥、糜穀及豌豆）、五色布（紅、黃、藍、白、青）、藏紅花、金代貨幣“大定通寶”、明代貨幣“嘉靖通寶”和“萬曆通寶”等一起用黃綿紙包好，再用絲帶捆紮，放在銅質造像腹內。
佛像拓片：共有兩幅，大小相同，長40厘米，寬32厘米，是在黃裱紙上各拓一佛像，可惜已模糊不清。
題記磚：塔頂刹座下的5個佛龕內，共發現24塊題記磚。其中4塊為西夏文磚，規格為35厘米×35厘米×7厘米，文字係用毛筆直接豎寫在方磚上，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西夏文字專家史金波先生考證，皆為西夏時期的姓氏人名。漢文磚的規格均為33厘米×33厘米×7厘米，磚的正麵文字有手書和刻文兩種。
通過對康濟寺塔的考察與研究，剖析塔的構造特征，研究古塔內出土的文物，不但弄清了該塔建造的年代、內容，同時也加深了我們對韋州地區曆史文化、宗教文化的認識和了解。
西夏崇信佛教，其境內各地修建有許多佛寺禪院，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康濟寺塔就是被保存下來的較完整的西夏建築。該塔汲取了我國早期佛教建築（密簷佛塔）的造型特色，揉入了黨項、藏族崇尚的密宗儀軌習俗，使之成為西夏東南邊陲重鎮軍民膜拜禱告的重要場所。
同心（韋州）地區是古代遊牧民族和中原漢族的交界地域，各民族間相互學習生產技術和文化習俗，促進了民族融合，西夏時期尤為如此。康濟寺塔和其出土的文物就是這一段曆史的見證。保護和研究這批珍貴的文化遺產，對於弘揚華夏文明和加強民族團結，都具有重要的曆史和現實意義。
四、明代長城與烽火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