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書記載，明初太祖朱元璋派西平侯沐英統領各路兵馬，蕩除西北殘存的元朝武裝。途經韋州古城時，曾見到東南隅的康濟寺內有一塔。又據《嘉靖寧夏新誌》記載：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皇十六子朱為慶王而居韋州時，常從王府到寺院內觀賞古塔，並賦詩抒懷。據塔前現存明萬曆十年（1582年）《重修敕賜康濟禪寺浮圖碑》記載：“明太祖立國之初，康濟寺內已有浮圖九級末及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發生地震，使丁亥年（1527年）已修複的四級“傾頹若昔，前功用虛”。此碑記說明了原來修建的九級浮圖。雖經地震摧殘，終未損壞，而傾廢的隻是明代嘉靖六年（1527年）增修的九級以上部分。
1985年，在加固和修繕殘損的塔簷時，發現塔身第九層以下與第九層以上所用砌磚的規格、泥漿和砌築方法與以往不同，這說明第九層以上是後來增砌的。第九層下塔身所用的長磚（31.5厘米×15.5厘米×7.5厘米）和方磚（33厘米×33厘米×6厘米）背麵都有一手印痕，這與銀川西夏王陵、賀蘭縣拜寺口雙塔和宏佛塔等西夏建築遺存所采用的手印痕磚相同。另外，在翻修第九層疊澀挑簷時，於兩塊磚上發現了西夏文墨書題記。
從以上資料可知，康濟寺塔的始建年代應早於明而晚於唐。因西夏文字創造於元昊立國之後，經查史誌、碑記和修繕時發現的遺跡遺物，均無元代的記述和實物，故此塔隻能為西夏立國之後所建。
西夏立國之初，元昊窮兵黷武，與北宋征戰不息。他在韋州建築軍事據點，又在興慶府和賀蘭山東麓廣建宮室，耗盡人財物力，故無可能在韋州建寺院和立浮屠。西夏中晚期，宋與遼、金矛盾尖銳，而遼、金與西夏趨好，故西夏的社會較為安定，經濟有所發展。為了緩和矛盾，施行教化，西夏統治者崇奉佛教，引入經典，聘請高僧，在其境內修建了許多佛寺禪院。確切地說，康濟寺塔應是此時所建。史書還記載，“宋重和元年（西夏雍寧五年，即公元1118年）春二月，熙河、環慶、涇源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眾，人心慌亂”。“西夏天慶四年（宋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即公元1143年），首都興慶府地區又發生大地震，經月不止，人畜死亡者數以萬計”。接著，夏州地裂泉湧，“出黑沙，阜高數丈，廣若長堤，林木皆沒，毀民居數千”（《西夏書事》卷三五）。這兩次較大的地震對西夏東南部地麵建築和人畜造成嚴重損害。康濟寺塔應是在這兩次強烈地震之後的西夏仁宗（1140年～1193年）後期所建，否則，將遭受毀壞而不複存在。
幾次修葺
康濟寺塔建成後的第一次修葺是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這可以從1985年在加固和修繕此塔時所發現的《金剛經》和《陀羅尼經》卷上捐修人大明嘉靖六年初九日修葺的題款中得到證實。這次修葺是在西夏時所建的“九級之上更增四級，升頂綴鈴，凡三載乃成”。明嘉靖六年增修的四級及寶頂，又被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地震毀壞，前功盡棄。
第二次修葺是在明萬曆九年（1581年）。這次修葺仍在西夏所建的九級塔身之上又複增四級，升頂於巔，綴鈴於角，並勒石立碑以誌其功。保存在塔前的明萬曆年間石碑和1985年從塔頂佛龕內發現的20塊刻有大明萬曆九年四月二十日重修寶塔施財功德主姓名的方塊磚可以說明，這次大規模修葺仍是民眾捐資。從塔內沒有發現明萬曆以後的遺物來判斷，保存至今的塔體是西夏建後和明萬曆九年以前增修的遺跡。第三次修葺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這次修葺，可以從塔身第三級東壁上的“乾隆三十年重修”題記得到佐證。這次修繕僅是粉裝，即采用磚石、草泥將底層損壞部位填塞修補，並在塔身八麵塑造了23尊護塔羅漢像。
1964年，在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為了穩固康濟寺塔塔身，防止繼續損壞，當地文化部門采取應急措施，用青磚、白灰在底層塔身圈砌了護塔台座。1984至1985年大規模地加固修繕工程是在國家文物局和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與同心縣政府密切配合，組織文物專業人員實施完成的。1984年，同心縣人民政府正式劃定了康濟寺塔的保護範圍，並由縣文物管理所主持完成了拆遷和保護整修任務的各項準備。1985年，在國家文物研究所高級工程師薑懷英、楊玉柱的設計和指導下，區文管會製定了施工方案，聘請雲南大理市古塔修繕隊組織施工，將塔身、塔簷的殘毀和損壞部位進行挖補修複，重新製作了塔簷角木鐵鐸和金屬刹頂，裝設了避雷器。為了達到抗震的目的，在塔身的隱藏處采用了加固措施：拆除了底層台座，在底層沿塔四周圍澆注了50厘米×70厘米的混凝土牆一道，並與底層塔身損壞部位所填補的高壓灌注的聚合物水泥砂漿連接在一起；每隔兩層，在疊澀腰簷上部剔出一磚厚的深槽，澆注15厘米×15厘米鋼砼圈梁一道。在塔心室內壁每四層加鋼砼圈梁一道，並裝置了雙道十字橫梁，以達到整體加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