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謹的寫作態度，是完成《西行漫記》這部史詩般著作的必備條件。比如在撰寫構成全書核心部分的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時，先請毛澤東自述，由精通英語的吳亮平擔任譯員，斯諾奮筆速記；然後再將記錄稿譯成中文，請毛澤東親筆改正。因此，這一篇文字很少有報道的錯誤，真實反映出毛澤東本人對自己過去的看法，至今仍不失為研究毛澤東生平的基本史料。采訪周恩來時，先由周恩來用不很流利但能聽懂的英語講述，斯諾整理完記錄稿讀給周恩來聽，改正或謄清後再寫出修正稿。斯諾這次在陝北期間，沒有直接見到朱德，原來寫的《關於朱德》中的一章有不確切之處。1938年出版中譯本時，斯諾立即根據海倫·斯諾的訪問記錄重新作了改寫。這種精益求精、有錯即改的精神，不僅值得新聞工作者效仿，而且是一切人都應該崇尚的美德。
《西行漫記》史料豐富翔實的第三個原因，還在於中國的紅色區域為斯諾提供了自由采訪的一切條件。對於新聞工作者說來，這種工作條件比起慷慨而親切的款待更為重要。斯諾1937年2月6日在給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的信中寫道：“沒有人告訴我不能寫什麼。沒有人查看我的筆記。他們讓我自由地拍攝我所選擇的任何鏡頭。在收集材料、安排采訪等方麵，我得到一切可能的合作。”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我黨、我軍的高層領導人能夠向這位熱愛中國的異邦人敞開心扉。他們不僅熱情向斯諾介紹了中國革命的艱難曆程，而且推心置腹地提供了他們鮮為人知的個人經曆，包括作為人生有機組成部分的私生活的情況。比如彭德懷的初戀和婚姻，就是他在此前和此後均未公開披露過的情況。朱德也坦率地向海倫·斯諾談了他吸鴉片和戒煙的經過。後來斯諾將這一細節采入自己的書中。1960年斯諾初訪中國時，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從沒有騙過你，你也從沒有騙過我。”斯諾跟中共領導人這種真誠相待的態度，為處理黨政領導部門跟新聞界的關係樹立了楷模，也為當前如何增強新聞透明度、提高報道真實性提供了曆史經驗。
除以上三點之外，《西行漫記》的成就中還有海倫·斯諾的一份功勞。海倫·斯諾在《我在中國的歲月》一書中回憶，斯諾從紅色區域歸來後，從已知的銷路和國外讀者的閱讀習慣考慮，曾試圖把毛澤東提供的生平材料加以壓縮，用自己的語言把其中的某些部分重寫一下。這種設想遭到了她的激烈反對。她說，不應改動原材料，而應該使用毛澤東向他講述時的原話。“為什麼呢？這就像在弗治穀請喬治·華盛頓講革命的故事一樣。”後來，海倫協助整理這部書稿時，準確無誤地抄下了每一個手寫的單詞，所有人名、地名和部隊名稱一個也沒有漏掉。
真實性無疑應該成為新聞工作者和史學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但要達到這一境界卻需要有非凡的勇氣和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斯諾當年前往紅色區域，不但麵臨國民黨的武裝封鎖和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鼠疫等疾病的威脅，而且還被南京政府誣蔑為“招搖撞騙”，揚言要取消他的記者特權。國民黨和日本的特務也不斷糾纏他，在麥卡錫大搞白色恐怖的時期，他還因此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監視，美國報刊拒絕發表他的客觀報道，就連他在戲劇界工作的夫人名字也進了黑名單，夫妻被迫流亡異國。盡管斯諾為此吃了許多苦頭，但始終沒有動 他真實報道的決心。他深深懂得：背離了真實，也就背離了真理。
真實賦予一部曆史著作以永恒的生命，但在某一特定的曆史時期，由於某種社會條件的製約或某種社會思潮的影響，也可能使作品招來忌諱。《西行漫記》初次譯成中文時，就刪掉了第十一篇中的《那個外國智囊》一章，其原因估計是回避對共產國際與中國的關係進行評議。新中國成立之後，彭德懷、劉誌丹、賀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先後蒙冤，對於他們生平業績的頌揚當然也會遭到忌諱。由於在“左”的路線幹擾下對領袖人物的神化傾向日趨嚴重，像毛澤東的家庭出身和婚姻狀況這類有助於展現人物真實麵貌的內容，也變得諱莫如深。《西行漫記》這部書在打倒“四人幫”之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宣傳，我認為正是受其真實的內容所累。不過，這種因真實而召忌的不正常的曆史現象終歸是短暫的，而它給讀者的獲益是長遠的。正如宋慶齡在《紀念埃德加·斯諾》一文中所說：“太平洋兩岸的子孫後代將受斯諾之惠，因為他留下的遺產將有助於他們研究中國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