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調查、征集寧夏近現代曆史資料和文物工作中，特別是舉辦了《紅軍長征、西征在寧夏革命文物》陳列時，這張照片的文字說明，隻能用《西行漫記》書中“抗戰之聲”這樣很簡單的說明，沒有更確切的說法，解釋時誤認為是紅軍東征時的照片或是在甘肅和陝北的某地拍攝的。
為調查清楚這張照片的詳情，通過對紅軍長征、西征在寧夏革命活動的全麵了解，使我們對“紅軍小號手”照片的曆史脈絡越來越清晰了。
斯諾與紅軍小號手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據當時的國內形勢研究布置了“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組成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的“中國人民紅軍西方野戰軍進行西征，到寧夏、甘肅廣大地區作戰，以擴大新根據地、擴大紅軍，並促進東北軍、十七路軍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促進全中華民族的抗戰。經過半年的征戰，解放了陝甘寧地區近四百平方公裏的大片土地，基本完成既定目標，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就在紅軍西征時，斯諾到了寧夏的豫旺堡采訪紅軍指戰員，紅一方麵軍就駐守在豫旺堡，也是西征總部駐地。斯諾在采訪時對紅軍小號手特別關注。《西行漫記》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在豫旺堡的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麵猩紅的大旗，上麵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好像後麵有一隻手在撫弄一樣。”“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牆從裏麵往下看……在開了槍眼的雉堞上剛兜了一半，我就遇見一隊號手——這時總算在休息，這叫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的響亮號聲已接連不斷地響了好多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不過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來對其中一個號手談話時就采取了一種父輩式的態度。他穿著網球鞋，灰色短褲；戴著一頂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麵有一顆模模糊糊的紅星。但是帽子下麵那個號手可一點也不是褪色的，紅彤彤的臉，閃閃發光的眼睛。這樣的一個孩子你一看心就軟了下來，就像遇到一個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兒一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估計錯了。他可不是媽媽的小寶貝，而已經是一位老紅軍了。他告訴我，他今年十五歲了，四年前在南方參加了紅軍”。這段真實而生動記述紅軍小號手們的情況，使斯諾驚奇和敬佩。可仍然沒有注明他是誰，叫什麼名字的“紅軍小號手”。
紅軍小號手是誰
經過較長時間的調查，又參閱了大量革命前輩的回憶文章、地方史誌和各類研究著作，始終未見關於紅軍號手的任何記載。又采訪了當年參加過西征戰役的部分紅軍指戰員——肖華、蕭克、韓先楚、王首道、李誌民等將軍後，雖然他們也非常熟悉紅軍號手的照片，認定是斯諾在寧夏豫旺堡古城牆上拍攝的，可具體是誰也說不清了。肖華①當年還親自給斯諾寫了在寧夏的采訪日程表，挑選兩匹好馬派紅軍聯絡員盧仁燦送給斯諾和馬海德。
工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博物館查找到有關資料，清楚了解了這段真實的曆史。紅軍當時以陝北為根據地，與寧夏國民黨軍對峙著。②各種物資匱乏，紅軍指戰員們的軍裝不能更換，顯得破舊。8月下旬的一天，敵人突然襲擊紅軍後勤部，把紅軍籌集的兩百隻羊、一百多頭牛和四十多頭驢子馱著做棉衣用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還抓去幾名紅軍戰士。對敵人違背停戰協議的行徑，紅軍們非常憤怒，紛紛請戰。經當時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同誌批準，由紅一軍團教導營總支書記謝立全率領一、三連，軍團偵察科長唐子安和營長何德全率兩個連，分兩路包抄襲擊敵師部。營救出被俘的同誌，奪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資，繳獲四百多匹戰馬和部分武器彈藥。為慶祝這次戰鬥勝利，表彰英雄，上級獎給謝立全同誌一套新軍裝。斯諾在采訪中見到謝立全穿著新軍裝和戰友們一起暢談戰鬥情景時，立即讓翻譯黃華和成仿吾把謝立全叫來，到豫旺堡的城牆上去照相，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曆史鏡頭。
在後來的戎馬生涯和戰爭環境中，謝立全同誌沒有看到斯諾寫的書，更不知這“紅軍小號手”的形象早已傳遍全世界。解放後謝立全被授予少將軍銜，繼續為軍隊的建設努力工作著。後來有人向他談起此事，他也沒有聲張。到了1972年將軍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才請秘書到中國革命博物館，放大數張照片留給子女們。在告誡子女們的信中說：“這個相片登載的是曆史的鏡頭，你們知道就行了。如果不虛心謹慎，戒驕戒躁，就要跌跤的。”這種崇高的思想境界，革命老將軍謝立全始終保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