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對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談話的理解和評價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國史稿》第三卷寫作中遇到的最大難題。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在編寫人員全體大會上爭論得比較激烈。我們沒有采取簡單化的全盤否定的辦法，而是聯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的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和現實生活，談話本意及其產生的實際影響，作了比較辯證的分析。
4.對粉碎“四人幫”重大事件的曆史評價問題。我們采用了《曆史決議》第25節的提法。第十章最後一段寫道：“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持續十年的內亂，使人民共和國進入了新的曆史發展時期。”“進入新的曆史發展時期”這句話，有些學者不願意說。為什麼？這裏有個根本的問題，即對曆史階段的認識。他們認為粉碎“四人幫”以後“文化大革命”極左的那一套還沒有肅清，還在延續，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把此後的兩年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間去講，不承認這兩年主流是前進，而隻說是徘徊。這裏用得到列寧的話。列寧指出：“無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中，實際生活隨時隨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餘。”怎麼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沒有肅清而否定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根本性的改變呢？應該承認粉碎“四人幫”以後，換了個天地，但是新事物中有舊的殘餘，不能強調有舊的殘餘而否定質的變化，正如新中國成立以後，民主革命許多任務還沒有完成，但不能否認新中國成立了，一個新時代開始了，從此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了，一樣的道理。這牽涉到共和國史的曆史分期問題，牽涉到對這兩年總的評價問題。鄧小平說，沒有這個兩年，就沒有三中全會。所以說，這兩年為三中全會作了醞釀和準備，是走向曆史轉折的兩年。
另一類是比較重要的一些具體問題，有的沒有寫到《國史稿》第三卷中，但書稿中體現了這一精神。舉幾個例子：
（1）關於1975年整頓中斷的曆史必然性。我們運用恩格斯關於社會悲劇的論述（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在事實上不可能實現）分析鄧小平和毛澤東的分岐，說明1975年整頓中斷的曆史必然性。分歧有三個層麵：一、現實層麵：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二、路線層麵：“三項指示為綱”還是“階級鬥爭為綱”。三、理論層麵：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毛主席要“純”、要“公”的社會主義，而鄧小平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可以容納某些資本主義因素。
（2）四五運動與天安門事件的關係問題。牽涉到這兩個概念的運用。很明顯，天安門事件不能涵蓋四五運動，它是特指清明節前後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件，有其獨立性。但有時一定要說天安門事件（如天安門詩抄、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現在《國史稿》第三卷中采用的提法是“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四五運動”。
（3）如何看待《光明日報》10月4日發表的梁效文章《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這篇文章導致提前對“四人幫”采取行動。這篇文章上麵寫有“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決然沒有好下場的”，華國鋒、李鑫看了以後，就覺得發出了一個信號，他們要動手了。因此，就決策要提前行動。而對《光明日報》編發稿子的當事人進行政治審查，查出這篇文章是九月二十幾號就約梁效寫的，並不是因為針對華國鋒的批示約寫的，有一種意見以此為據，認為不能看做“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信號。我們主張動機與效果統一，要看文章的後果怎樣，文章發表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曆史是怎樣發展的，而不是以主觀動機來論定。10月4日這篇文章發表後，當時華國鋒、葉劍英、李鑫看了以後，大家一致的感受是他們要動手了，我們必須趕快提先動手。本來定的是國慶節十天以後再說，這時決定提前到10月6日動手。根據上述觀點，關於此事，《國史稿》第三卷第300頁和301頁在敘述梁效文章要點（其中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後，主要寫了兩段話。一段是：“‘梁效’是‘四人幫’的重要輿論工具，這篇文章的矛頭所向，引起了華國鋒等人的高度警覺。加上‘四人幫’這一段時間活動的種種跡象，表明他們要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另一段是：“10月4日傍晚，葉劍英趕到東交民巷華國鋒住所，商量對策。葉劍英提出改變原定國慶節後準備十天視情況再定動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動，‘先發製人，以快打慢’，下決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華國鋒決定‘至遲後天動手’，請葉劍英同汪東興落實行動計劃。”本來原稿還有一句說文章雖然是9月就約寫的，但在這時發表出來如何如何的話，後來定稿時刪掉了。從大處著眼，這裏的確不需要拖泥帶水，為當事人開脫。
（4）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對汪東興的曆史評價問題。《曆史決議》中沒有提汪東興，有當時的特定背景。《國史稿》第三卷從敘述中表現汪東興的作用。這段話是：“……華國鋒同葉劍英、李先念及汪東興等反複研究，認為……應采取果斷措施加以解決……決定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措施。”書中對華國鋒、葉劍英的“決定作用”未作評定，對汪東興也未作“一言以蔽之”式的評定（起了重要作用）。以後修改時都可以加上。
七、要多寫
研究心得和學術成果要形諸文字。從心裏想到講再到寫，這是多次概括、多次升華的過程。采用的形式可繁可簡，可長可短。以前我曾介紹過我的老師講過的對副教授的要求：副教授要同時開三門課，一門基礎課，一門專業基礎課，一門專業課。還要跳好三步舞，即不時在報紙上發表些隨筆、摘記、資料等文章，三五個月在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兩三年出版一本專著。我的體會是筆要勤，有所得時就寫。可以寫隨筆、記事和論文等各種體裁的文章。要重視資料的整理編纂。要選定專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寫出專著。要在這個領域取得發言權或者說話語權，逐漸成為領跑者。還要注意學術成果的大眾化，使我們的研究成果為公眾共享，並且傳播到海外去，讓世界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正確認識中國，喜歡中國。這是我們所應該擔負的任務。
八、要虛心求教
我當第三室主任，室內成員陳東林、杜蒲、李丹慧、劉誌男，在“文革”史研究方麵都比我強。當時陳東林、李丹慧已經編寫了一部《文化大革命辭典》，日本有出版社準備出版。杜蒲寫了一本專著，即他的博士論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準備出版。劉誌男長期在《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工作，情況也很熟悉。我抱著虛心向他們學習的態度。記得我同他們一起去拜訪中央黨校的金春明先生，我說要請你多多指教。他說，我同你是同輩人，不要那麼客氣。我說，不是客氣，在“文革”史研究方麵我一無所有。就是這麼一個態度，完全真心誠意，所以金先生非常樂於幫助我們。不少同誌對我們幫助很大。比如：中央紀委汪文風同誌向我們介紹了預審張春橋的情況，說明張春橋後來為何不說話。中央黨史研究室蘇采青同誌給了我們不少他做的卡片資料。中央黨史研究室張化同誌告訴我們，周榮鑫主持起草了1975年《教育工作彙報提綱》，後來我們找到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魯振祥同誌、中央黨史研究室王朝美同誌，都已到癌症晚期，仍悉心為我們審讀書稿，提出寶貴意見，令我們非常感動。
向同行虛心求教，同兄弟單位團結合作，是做好國史編研工作的很重要的一環。同時，我們也胸懷大誌。記得開始編寫時，我和第三研究室提出一個目標：三年走到前沿，五年爭取領先。這個目標是基本上達到了。
九、要不屈不撓，自強不息
在講第一條使命感、責任心、自覺性時，我說我的體會，衡量有沒有使命感、責任心、自覺性，使命感、責任心、自覺性強不強，最重要的一點是遇到挫折、困難等等時能否堅持，能否堅守，能否充滿信心、毫不懈怠，這一點特別重要。人一輩子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困難與挫折永遠都在等待你，就像勝利在等待你一樣。但勝利必須是戰勝了困難、挫折，才能到來。在這方麵，我感到鄧力群同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特別是他那種寬廣博大的胸懷、不屈不撓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在這裏，我想介紹他回答我的兩句話，作為我今天發言的結束語。
有一次談到不同意見討論的問題時，我說：力群同誌，我們起初不同意你的意見，後來通過討論，聽了你的解釋，讚成你的意見了，你一定很高興吧。他說：也不，隻要能夠動腦筋、想問題，把不同意見說出來，我就很高興。這種民主作風，鼓勵人想問題、討論問題的精神，我認為很好。還有一次，我說：香港、台灣的報紙天天罵你、汙辱你，你一定很生氣吧。他說：我才不上他們的當呢！
孔夫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我覺得鄧老真正做到了，是真君子，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