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創——《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四卷編纂工作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四卷主編 張星星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四卷是在編委會領導下集體奮鬥的成果。參加第四卷前期撰稿工作的有於劍飛、孫學文、李正華、李永田、李建斌、陳立旭、段若非、康文斌、程中原、蔣仲輝，參加第四卷後期修改工作的有張星星、李正華、李建斌。我是在《國史稿》後期送審和修改期間擔任的編委、副主編、第四卷主編，由於參加這項工作的時間較短，所以我的體會可能比較膚淺，也難免會有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關於第四卷的主要曆史特點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曆史發展時期。”這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新”在哪裏？怎樣才能寫好這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不同於《國史稿》此前各時期的曆史特點？這些新的曆史特點可以概括很多方麵，最主要的有四個方麵：
第一，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
《國史稿》第一、二、三卷記述的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時期，而第四卷則過渡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時期。鄧小平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為實現偉大的曆史轉折，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作出了重大的曆史貢獻。第四卷必須認真寫好鄧小平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寫好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實現新中國最偉大的曆史轉折，初步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探索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進程。這是這一時期的曆史主線，也是修改第四卷的總體指導思想和改好第四卷的關鍵。這裏可以套用鄧小平在指導第二個《曆史決議》時說的一句話：寫好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第四卷如果寫不好鄧小平的曆史地位和曆史貢獻，也無法正確反映這一時期的曆史主線。
第二，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生產力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人類社會要生存和發展，就離不開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曆史活動，一切曆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任何曆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新中國的發展曆程曾走過曲折的道路，其中一個重要失誤就是長時間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新時期最重要的曆史轉折，就是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戰略轉移，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這一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具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帶來了“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正如鄧小平所指出：“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
第三，撥亂反正與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新的曆史發展時期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大規模的撥亂反正，“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實事求是地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能否撥亂反正的關鍵；能不能科學地公正地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地位，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是關係到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問題。鄧小平指出：“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有的同誌把這段話概括為繼承、糾正、發展三個詞，並強調這三個方麵相互聯係、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江澤民曾評價說：“鄧小平同誌領導我們黨總結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堅持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誌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這個重大決策的魄力和遠見。”
第四，改革開放與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起步，經曆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製的改革到各方麵體製的改革，從對內搞活到對外開放的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在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麵曆史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新鮮經驗和人民群眾生氣勃勃的偉大創造基礎上，鄧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時代主題。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深刻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曆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認真寫好並正確評價改革開放的啟動、探索和初步展開，是修改第四卷的又一重要關鍵。
二、關於第四卷的起始和截止時間
第四卷主要記述了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2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8年的曆史。對於這一卷的起始和截止時間，在中央組織的審讀過程中，許多審讀單位都曾多次提出過意見。關於“新時期”的時間起點問題，有的部門提出，改革開放新時期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建議第四卷的起始時間與此相統一。關於第四卷的截止時間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可否考慮寫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因為這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較為完整形成的標誌；第二種意見建議將第四卷的截止時間改到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第三種意見建議截止到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南方談話。這些意見應該說都有道理，我們都做了認真而慎重的考慮，但是最後沒有能采納這些意見。
關於第四卷及“新時期”的起始時間，《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曆史發展時期。”中共十四大報告認為：“一九七八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全會形成的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承擔起艱巨的使命，實現了偉大的曆史性轉折，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以後中共曆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等文獻也都有基本相同的提法。我們認為，“新的曆史發展時期”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兩種提法並不矛盾，都是有文獻依據的。從曆史編纂學的角度看，這兩種劃分方法都可以成立。就《國史稿》的具體情況來看，如果第四卷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寫，就會把鄧小平恢複工作、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撥亂反正的起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等放到第三卷即“文化大革命”時期裏寫。這樣處理也會有許多不盡妥當之處。因此，第四卷的起始時間仍然是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開始寫起，同時加大一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曆史轉折的筆墨，進一步突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曆史轉折的地位，使“新的曆史發展時期”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兩個提法都能得到正確的反映。
關於第四卷的截止時間，我們並不認為寫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是一種最妥當的處理辦法，中央有關部門提出的把第四卷截止時間向後延伸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是，《國史稿》的編纂工作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啟動的，那時要寫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的國史，確實有許多實際困難，而且把這一卷的下限斷在1984年經濟體製改革全麵鋪開之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是由曆史原因造成的。2007年《國史稿（內部討論稿）》第一次成書和2009年《國史稿（送審稿）》第一次送審時，第四卷的章節、內容和文字量是各卷中最多的。如果再把截止時間向後延伸，增加三年甚至五年的內容，分量會更加膨脹，在短時間內也難以做到，隻能基本保持原來的麵貌。應該說，這是有一點遺憾的，這個遺憾隻有待續寫以後的國史時再來彌補了。